曾建元：保衛臺灣，演變中國

2013.11.01.


編按：民主進步黨中國事務委員會於10月17日舉行第六場「對中政策擴大會議」，討論「台灣對中國民主化的策略」，此篇文章為為曾建元教授於會中發表之引言稿。

曾建元（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華人民主書院董事）


關於臺灣應對中國民主化的策略，首先必須確立臺灣關於中國民主化問題的立場與目標為何，才能進一步討論達成目標的手段。


中華人民共和國：臺灣國家正常化願景的最大障礙

民進黨關於臺灣的國家發展願景，是國家正常化，而關於國家主權現狀的變動，則需經公民投票。眾所周知，導致臺灣國家主權不彰、國家不正常的根本原因，乃在於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理主權聲稱有所交疊，而在聯合國和絕大多數國家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唯一合法代表的情況下，我國在既有的中華民國架構下，也就難以克服一個中國架構對於臺灣國際地位的結構性傷害。但另一方面，我們也不可因為難以跨過「中國」這座大山，而懷憂喪志、怨天尤人，須知，國際社會事實上亦有許多正直的力量願意考量我國的特殊情況，而就我國國際參與形式的特殊安排付出努力，儘管他們也面臨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極大的威脅和利誘。

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是限制臺灣國家生存與發展的問題根源，則改善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是舒緩臺灣當前緊張形勢的當務之急，在這一點上，臺灣海峽兩岸雙方對於兩岸的和平發展都存在著高度的共識，也因為經濟的整合進程，而形成了共同利益，因此，現狀的維持在相當的一段時期內是可以預期的，但只要中華人民共和國懷抱著併吞臺灣的所謂國家統一誡命，總有一天，兩岸會面臨最後的決戰時刻，那一時刻的早晚，則端賴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兩岸國力對比的衡量，如此一來，臺灣仍舊處在一個不確定的狀態，隨時準備應戰，而中華人民共和國自然也永遠不會承認或默認臺灣的主權地位，而使其侵臺的行動在國際法上遭遇障礙。臺灣國家要正常化，要期待現狀有所突破和進展，顯然需要其他的條件，而當美國、日本等國都不願得罪中華人民共和國承認臺灣，治本之道，不消說，就是改變中華人民共和國。


馴化中國：民主臺灣的安全保證

兩岸永久和平環境的開創，則必須基於共同的價值和感情基礎方有以致之。這一價值基礎，不是中國百年救亡圖存心態下遭到誤解扭曲或被中國共產黨裹脅的以漢族為中心的中華民族主義，而是以人為本的普世價值，而體現在中華民國曾經代表中國參與起草的〈世界人權宣言〉及其後的兩個聯合國國際人權公約。兩公約的第一條都揭示以人民自決權，保障所有人民都能憑這種權利自由決定他們的政治地位，並自由謀求他們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發展，民主自決是兩公約的第一要義，在人民之前，所有國家建制的存在價值，都應當要能通過這一標準的檢驗。

臺灣的民主化，就是在人類進步價值的導引和國際正義力量的鼓舞和支持下，一步步對於中華民族主義的除魅和對於黨國威權體制的拆解過程。儘管臺灣的憲政民主尚存在許多瑕疵，但憲政民主已經成為臺灣人民共同的政治信念和立國精神，這不僅是臺灣人出頭天的百年想望，其實也是制訂於南京的〈中華民國憲法〉所蘊含的中國百年憲政共和之夢的部分實現，是對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的直接否定，因此，對所有的中國人而言，保衛民主臺灣，就是在為中國的憲政共和以及民主化保留希望的薪火；守護臺灣民主，之於全球華人而言，就是在向所有的人類證明，華人擁有經營公民社會、打造憲政共和的能力和行動，而能夠自行承擔起維護人權和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責任。保衛臺灣，演變中國，使華人成為人類文明進步的推動者和參與者，這才是當代分布全球各地的華人尊嚴和光榮的所在。

無論願不願意，臺灣置身於中華文化圈是一個既存的事實，臺灣自無必要自外於此，縱使意欲避秦遠去，也沒有必要無端去傷害中國人民的民族感情和尊嚴。若不欲中華民族主義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拿去愚民惡用而威脅到兩岸和平，則臺灣應當善用兩岸文化上的親近性和自身自由社會的傳播力量，穿透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資訊控制網羅，去影響中國大陸的輿論和爭取中國大陸的民意，目標則是促成公民社會在中國大陸的茁長，以及增進兩岸民間的互信和理解，而一個有別於中國大陸既有的而與普世價值與臺灣共識更為接近的社會意識便有可能形成，如此，則兩岸的共同價值便可以對於兩岸的共同文化與感情產生補強的作用，兩岸利益或衝突的協調也就會有其共同價值和文化、感情的潤滑，而兩岸關係在共同利益和共同價值的雙重鞏固下，也才能真正落實和確保兩岸的永久和平發展。

總而言之，臺灣要能長治久安，就要營造一個和平的環境，而其關鍵就在於馴化中國，馴化中國則要使普世的文明價值內化成為中國文明的一部份，其最極致的表現則是實現中國百年憲政共和之夢。這一切作為的動機，無論是基於愛臺灣還是愛中國，無論是基於普世價值的俠義精神的發揚，還是對於中華民族偉大文明復興的真誠期盼，都是為了讓臺灣人民關於臺灣前途的任何最終決定，能得到文明的中國人民的接納與祝福。


如何馴化中國？

促進中國的文明化和民主化，演變中國？馴化中國？


一、理解和善待中國大陸人民

首先，我們對於中國要有所尊重和善意，要認識到反共不等於反華。〈世界人權宣言〉第一條規定：「人皆生而自由；在尊嚴及權利上均各平等。人各賦有理性良知，誠應和睦相處，情同手足」。我們對待所有的人類都應情同手足，何況是與我們有同樣文化淵源和血緣關係的中國大陸人民。由於受到中國共產黨的愚弄和洗腦，中國大陸人民的某些觀念和言行與文明標準有所距離，但作為人，他們亦各賦有理性和良知，對於他們的同情和悲憫，也是我們對我們自我身分和人格的尊重。

臺灣人反對的是獨裁專制的中國共產黨黨國，以及中華文化中君君臣臣之類封建和奴化的禮教與其中華民族主義帝國主義的現代變種。臺灣人之所以反對，是因為它們違反了人本主義，尚且又成為獨裁者和帝國主義者壓迫臺灣人的工具。臺灣的敵人是中共的黨國體制和中華帝國主義，不是中國、中國人和中華文化。事實上，多元文化主義正是我國〈憲法增修條文〉規定的基本國策。中華文化是臺灣文化的重要根源和成分，維護和發揚包括中華文化在內的各種臺灣文化構成，也是臺灣的立國精神和文明素質的展現。


二、與中國共產黨競爭中國大陸民意

我們要相信人各賦有理性與良知，只要有充分的資訊，足夠的脈絡知識，中國大陸人民他們也會基於損益權衡，自我決定中國大陸是否要維持黨國體制還是實現憲政民主；進而基於同理心，理解臺灣人何以堅持自我決定國家認同的權利。換言之，如果中國大陸人民因為兩岸資訊隔絕，而基於樸素的民族主義情緒，在兩岸關係問題上支持中國共產黨，這也將會使中國共產黨因而在兩岸的民族主義衝突中獲得其政權的統治正當性，而這也將更不利於中國的民主化。而縱使中國民主化，在民智未開的情況下，中華民族主義也極有可能成為政治動員的工具，而加大了中國大陸民眾對臺灣要求統一的壓力，如此一來，主張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共產黨黨國，反而又會極其荒誕地成為穩定兩岸關係的支柱。

臺灣資以因應的正本清源之道，就是將兩岸民族主義衝突的引信逐漸拆解，將兩岸的分立，改而架構在「民主臺灣和專制中國」的制度和價值差異之上，並要致力於將兩岸和平的基礎，最終「寄希望於全體中國人民」。而其關鍵性的作為，除了借助民間力量，全面促進臺灣公民社會對中國大陸人民的涵化作用以及中國大陸社會的自我覺醒之外，在國家和政黨方面，則要展開與中國大陸人民的政治性對話，在兩岸統獨問題和中國的憲政民主與人權法治的問題上，積極建立話語權，從事中國大陸的社會啟蒙，而與中國共產黨共同競爭中國大陸民意，以期使中國大陸人民成為保衛民主臺灣的同盟力量。臺灣則也將形同在此一過程中，參與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型塑了文明中國的精神面貌。在臺灣留學深造的中國大陸學生，日後絶大部份都將在學成後回國，他們日後將是中國大陸最了解臺灣的社會菁英群體，他們當中也必然將會有人帶著在臺灣的憲政民主觀念和經驗，重新在中國大陸接枝，就像清末到日本留學的中國青年，成為中國立憲共和的啟蒙者一般。這些留學生是臺灣對未來中國的投資，我們要保障他們在臺灣自由學習和成長的完整空間，讓他們成為支持中國民主化的進步力量，和臺灣人最好的朋友。

我人認為民主進步黨要在兩岸人民對話中承擔更重要的責任，因為中國國民黨和共產黨聯手制臺獨，早已使民進黨在中國大陸人民心中形成刻板印象，導致民進黨一執政就會使兩岸關係進入緊張的狀態。因此，民進黨在不遠的將來，以決議文的方式向中國大陸人民說明民進黨對於「文化中國」和「政治中國」的價值與政策立場，對於化解中國大陸人民疑慮，排除共產黨藉口民意干涉臺灣內政，我人認為是極有其必要性的。


三、為中國保留良心，庇護民主希望

中國文化大革命結束，一九七七年北京之春民主牆運動以來中國大陸歷年的民主運動，都曾經激盪著臺灣的人心，成為臺灣民主運動的精神戰友。魏京生、徐文立、管惟炎、方勵之、王炳章、蘇曉康、袁紅冰、劉曉波、盛雪、楊建利、王丹、吾爾開希，乃至於趙紫陽、嚴家祺、陳一諮等等受到無情政治迫害和強制遺忘的一代代中國社會良心，都在臺灣民間獲得香港以外華人世界裡最大的同情，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和熱比婭．卡德爾分別領導的西藏和維吾爾民族運動，也都在臺灣重新架接其與中國大陸漢人社會的民族關係。臺灣的自由社會，為中國的良心在歷史上保留了位置，提供了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壓迫的民族對華人世界呼求和發聲的管道，甚至於法輪功和許多公民維權運動，也都在臺灣社會找到溫暖和得到鼓勵。

鞏固與深化臺灣的民主，可以證成中國大陸和華人世界實現憲政民主的價值與可能，維護臺灣的自由和自主，可以讓中國大陸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一統主義與其異議者公平地在此展開辯論，所以臺灣只要堅守憲政民主和人權法治，不要為了爭取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和經濟讓利，輕易出賣靈魂和主權，就能為中國的民主化發生垂範和保護的作用。事實上，讓這些聲音能夠完整而不受屏蔽地在臺灣表達，也能夠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高層領導人中的開明派，在不受到其內部層層官僚和特務矇蔽與扭曲的情況下，直接地從臺灣媒體和輿論認識和了解到中國被迫害民族、公民維權和民主運動的問題真相，對於中國和諧社會的建設，亦有其正面功能。

立法院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七日曾經無異議通過禁止中國大陸人權惡棍訪臺的決議案，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再以無異議通過救援中國四千名良心犯決議案，代表臺灣民意明確地表達了對於中國大陸人權問題的立場和主張，但是政治庇護法卻遲遲未能通過，連陳榮利、蔡陸軍等經最高行政法院判決確定的中國在臺流亡者的居留權聲請案政府都怠於執行，我們就不免懷疑我國在聲討人權惡棍和救援中國良心犯上還能有何種具體作為。


四、開展人權對話，輸出臺灣經驗

在中國大陸社會敢於「橫眉冷對千夫指」的知識份子，無論在國內或流亡海外，其對於中國、兩岸以及世界的看法，都有其獨特而深刻的見解而值得臺灣朝野擬定中國和外交政策的參考。我們建議臺灣除了應當珍惜和保護這些中國的社會良心和政治受難者外，還應當廣納雅言，吸收他們寶貴而豐富的運動經驗和心得。對於中國大陸內部的公共知識份子或意見領袖，只要有機會，都應當不拘形式地安排或者歡迎他們到臺灣進行自由交流，如果政黨或政府有所不便，則民間智庫或大學就應當仁不讓，協助出面從事邀請和接待。東吳大學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臺灣人權促進會、中國青年團結會，乃至於新近成立的華人民主書院、臺灣關懷中國人權聯盟等，都是臺灣和中國公民社會的重要節點，並能將臺灣的國家發展、黨國威權的民主轉型、社會運動和政治反對運動等等的經驗，轉化為系統性的知識來加以傳播，用以對照反思黨國體制下的中國大陸，而或可對於中國民主的鍛造，找出可行的途徑。

海外民運中有民主中國陣線主導的全球支持中國和亞洲民主化論壇、公民力量主導的族群青年領袖研習營，都是有關中國民主化議題的定期性國際會議，吸引了許多關心中國議題的中國研究學者、國際人權機構和各國意見領袖的參與，而對於各國政府或民間發生了大小不等的影響力。我國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自成立以來亦都對每屆會議提供了經費資助，但我人建議，政府或至少民進黨還應當派員前往觀察或補助國內公民團體或學者出席相關會議，以便從中了解中國大陸維權運動的最新形勢以及各國的中國政策變化，更重要的，則是建立臺灣與中國海內外民運間的人脈和互信。放眼未來，一旦中國民主化，在中國大陸內部才會有真誠友臺的政府或政策出臺。

今年九月由公民力量發起的全球「反對中國再次成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成員國」運動，引起各國人權組織的熱烈迴響，也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產生相當的困擾。與海外中國民運中傑出的國際活動家合作，在國際公民社會裡爭取支持，將臺灣的國際參與問題由主權導向人權，應做為我們外交突破的重要戰略制高點。在這一點上，西藏流亡政府在國際聲援西藏運動和自由西藏學生運動上的成功經營，便很值得臺灣學習。海外華人社會和中國民運，都可以成為我國拓展國際關係上的助力，而他們所期待於我們的，就是關懷中國的民主與人權，持續給予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壓力，使「中國」可以成為他們在異國分享榮耀的符號。

最後要談的，就是兩岸官方的人權對話。兩岸經濟統合的過程中，單獨要求中華人民共和國讓予臺灣投資者以優惠待遇，如危卵疊石，固然提出主張有其必要，終究不切實際。對臺灣在中國大陸的投資者、留學生、移民最根本的保障，是健全中國大陸的憲政民主和人權法治。在兩岸經濟談判或可能的政治對話當中，我國必須立場鮮明且嚴正地就相關領域中國大陸法令規章的不合理處要求對方檢討與改善，並就此類問題對臺灣國內提出警告，以便廠商從事必要的風險管理。中國大陸在人權保障上的缺失，主要原因就是出在共產黨維持政治穩定以鞏固政權的意欲，故而坐視不管或刻意放縱國家暴力的濫用，而這些恣意的公權力行為，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或其國內相關立法的尺度而論，也往往是違憲違法的。兩岸談判中的人權對話，當以普世的人權法理為標準，〈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為底線，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提出具體的建議，縱使對方置之不理，至少此舉也會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產生改革的外部壓力。當然，我國談判代表中一定要有嫻熟公法和中國社會主義法制的人才，而縱使人才養成不足，建立陳情信箱和資料庫，以及邀請中國大陸海內外專家學者不時來臺舉行聽證和提供政策諮詢建言，借重中國大陸人民的智慧，也是一個彌補研究量能不足的做法。


臺灣應參與中國文明進程

民主化不可能一蹴可幾，其乃具有一定的政治、社會、經濟與文化條件，但民主化也可以「邊做邊學」，因為政治條件的創造首先就看執政者有無還政於民的意願和打算，而只有民主的制度啟動了，民主的政治文化才有機會開始累積成形。中國大陸社會與經濟發展的程度，包括整體的國民教育程度，相信都比昔日十七世紀農業時代的資產階級民主英、法、美等國為佳，比一九三六年首度舉辦全國性自由選舉制憲國民大會代表選舉時的中華民國為佳，也比一九四六年舉辦各縣市參議員選舉時的戰後臺灣為佳。不過，大多數的中國大陸中產階級和知識精英都跟著共產黨黨國這麼認為，中國的國民素質太差，中國經濟發展需要穩定的社會，中國不適合所謂「西方式」的民主，當前的黨國體制就是適合於中國國情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故而類似二十世紀初孫中山建國程序論以實行憲政還政於民為中國國民黨黨國訓政終極目標的論述，在當前的中國共產黨黨國意識形態裏，完全看不到。顯而可見，中國的不民主，全因為共產黨是一個政治經濟的利益共同體，他們根本就不想放棄既得的利益和特權。

中華人民共和國每年有數以百萬計的群體性事件在各地發生，這說明了中國大陸內部社會不平等問題的嚴重性，也說明了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並沒有真正發揮反映民意和監督政府的功能，社會的衝突只好在街頭宣洩，然後以鎮壓結束。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公布的二零一三年全國公共財政支出預算安排顯示，公共安全開支預算（7690.80億元）超過了國防支出預算（7406.22億元），如此龐大的維穩支出，對於群體性事件數量每年直線上升的情況卻束手無策，「越維越不穩」，原因出在解決問題的方式有問題。那就是各個階級或社會群體無法進入國家體制直接表達其主張或參與決策，以致於政府的決策無法真正反映和協調各個階級的利益。如果共產黨仍以維穩思維來應付人民群眾，中國大陸國家與社會的緊張關係以及社會中的貧富矛盾便會越來越難以解除。

面對隨時可能發生劇變的中國大陸，我國在國家發展戰略的規劃中，一定要將中國大陸的社會動盪所引發的臺灣海峽危機納入管理。臺灣的中國民主化策略，不能只是一種單純的島國偏安自保行動，而要有參與民主中國締造和文明崛起，促成兩岸歷史和解，以便為臺灣創造出最大安全保障、國家利益和發展空間的遠大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