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黨《2014對中政策檢討記要》評析4

2014.5.26


林濁水 著
民進黨中國事務部 編

第四篇  從四象限盤點藍綠對中戰略

在藍綠兩岸政策攻防戰上，近年來有兩個民意支持度反勝為敗的「大故事」：綠營從2009到2012年的反ECFA攻勢，和藍營在2012年的兩岸和平協議主張。故事的起承轉合都很像，一開始有多數民意的支持，也都是從兩黨的立場與核心價值出發（主權獨立及兩岸和平），最後卻改弦易轍，關鍵在於民意支持度的下滑[1]。

這兩個故事清楚地凸顯了前面提到的、藍綠各自的兩難困境：綠營反ECFA，遇到「兩岸經貿順暢和分配公平」的兩難。藍營主張簽和平協議，則是遇到「確保主權和建立兩岸和諧關係」的兩難。

我們可以把這四項價值，安排在四個連動的象限中。

圖一：主權＼和平＼兩岸經貿＼經濟分配四象限

接下來依序探討兩黨在四象限內的優劣勢，並建議民進黨可採取的立場與戰略。

象限 I：主權確保

民眾統獨立場決定了藍綠在這一個象限的勝負。

1990年代初期，民眾認同統一的遠多於認同獨立的。幾次選舉下來，形成了社會上兩岸問題是民進黨罩門的刻板印象。但自1992年開始台灣國民的國家認同，統消獨長的速度非常快，到了1990年代末期獨立的認同已經超越統一，到了2010後認同獨立的更一舉達到六成以上。

做為台灣國民意識形塑者之一的民進黨，維護台灣主權雖是共識，但對主權現狀和維護的策略上仍然有穩健、激進、維持現狀三種途徑。在不同時期，採取不同的途徑與主張，過程可以簡要整理如下（見圖二）：

圖二：黨外／民進黨之主權立場的變化



1988年的四一七主權獨立決議文，以及1990年的一零零七主權獨立決議文，採取的是「台灣主權已定論」立場，認定台灣已經是主權獨立國家，既不必透過公投等途徑去創設新主權，也不能承認是處在不統不獨的狀態，要追求的只是體制丶政策內容和國民意識、對外關係的正常化。此後，直到2000年前，這兩個決議文、《台獨黨綱》、《台灣前途決議文》，雖對國號有不同態度，但獨立主權已定，不必創設的立場的穩健路徑上並沒有差別。

2000年後，民進黨由陳水扁領導，在2000至2004年間主張「四不一沒有」的新中間路線，則走回到台灣地位未定立場和維持現狀的途徑。

2005至2008年則又走制憲公投正名創設主權的激進路徑。直到2008之後又回到穩健路徑上。

1990年代民主化後國民國家認同掙脫戒嚴體制制約，受到兩國存在的客觀現實，本土意識的情感牽動。民進黨和李登輝一顯一隱，又同屬台獨立場，朝野都在形塑台灣是主權國家的國民意識，因此是統一認同下跌有如山崩，台獨認同飛快上升。1992至1999年共推升了35%，平均一年5%。（中共認為此因李、民進黨共推鄉土教育造成，實是時間誤置。因鄉土教育1995開始，其收效應在15年後，即受教者成年後，但中國認同在鄉土教學前之1990年代初已迅速下滑。）

到了2000至2004年陳水扁的「四不」──不台獨，有效地壓抑了台獨認同的上升，四年才上升6%，其中2000、2001兩年台獨還下滑，統一逆向上升。台獨在2004至2007年也才上升2%，其中2005、2006兩年台獨又下滑統一上升，這是在自己的主場衝過頭，以致於支持不進反退。總計在陳水扁主導的8年中，台獨從43%上升到51%，共8%，不到前七年的四分之一！

直到2008年民進黨重回穩健途徑，台獨支持度才又上升（見圖三）。 若依TVBS的調查（2012/10/16民調），最近已在65%上下。政大選舉研究中心做的台灣人認同調查，也呈現和台獨支持度同樣的上升趨勢。民進黨在選舉時掌握這趨勢動員支持反敗為勝，2004的大選是個最好的例子。

圖三：統獨認同趨勢圖



在2003年，即大選前一年，陳水扁民調長期維持落後約7至5個百分點，但2004年發動「228手牽手護台灣」之後，綠營只差藍營3個百分點，一些民調甚至顯示綠營有超過藍營的現象。這是在台灣人認同已達絶對多數的台灣，採取了符合「維護台灣主權」而翻轉選情的成功群眾動員。

2008年大選，面對蔡英文「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台灣就是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就是台灣」的攻勢時，馬英九先回應「中華民國是我們的國家，台灣是我們的家園」，但在發現這還不能緩和在主權上和民意的落差後，只好在電視辯論中進一步退到「台灣也是我們的國家」的說法，這很清楚地說明了瞭解到維護主權這一個統獨的象限中自己的弱勢後，國民黨採取讓步以減緩傷害的策略。

經過上述分析可知，民進黨在第一象限擁有優勢，應採取的策略是「強化優勢，穩健進取」：

1. 中國統一台灣不易，改變統一立場也辦不到，雙方應避免做主權攤牌，或做一次性「終局」或「中程」安排。否則台灣縱在主權立場上做重大讓步，卻反而提供北京節節進逼的正當性丶合法性。

2. 台灣意識和台獨認同成長有利於民進黨，不應對其壓抑，也不要揠苗助長。

象限 II：兩岸和諧

和中國建交，並和中華民國政府斷交後，國際社會以曖昧的字眼「不承認」台灣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時「維持台灣法律未定的現狀」。然而中國和台灣的藍綠，對「現狀」都不滿意，希望予以改變。

對法律地位未定的現狀來說，追求統一就是要改變分立的現狀；追求獨立就是要改變台灣不被承認為合國際法主權國家的現狀。因此統派、獨派和維持現狀派的目標便分別是：

A. 統一途徑：
1. 防獨：維護台灣不被國際承認為法理獨立的現狀；並緊縮台灣被以事實獨立對待的空間。
2. 促統：改變分立的現狀。

B. 獨立途徑：
1. 防統：維護分立及被國際以事實獨立對待的現狀。
2. 促獨：改變台灣不被承認為法理獨立國家的現狀。

C. 維持現狀途徑：
1. 不統：維持分立及被國際以事實獨立對待的現狀。
2. 不獨：維持台灣不被承認為獨立國家的現狀。

無疑地，民進黨成員中如前面提到的涵蓋了維持現狀、穩健獨立、激進獨立三個途徑；而國民黨則從清一色統一途徑，「與時俱進」成統一途徑和維持現狀途徑；中國則迄今統一目標和反獨立場不變，但是實踐統一的途徑策略在60多年中有幾階段的巨大調整。結果是，就短期來看，北京對台立場和作法非常僵硬，但長期來看，作法則逐步牽就現實而有巨大不同（包括國民黨更是如此）。這種調整對兩岸和諧當然造成了正面效果。

中國調整的核心精神有三：

A. 結束未定狀態手段由武力解放轉變為純政治性的和平招降，再轉變為以商促統；

B. 1970年代末期後，先是把兩岸事務當「國共兩黨家務事」號召一國兩制的和平招降；再轉變為借台商參與改革開放並借以轉變為以商促統的力量，同時把兩岸統一大業從只和國民黨談，變成「也寄望於台灣人民」，再進一步要和「鐵桿深綠」交流；

C. 對分立的現狀雖無法肯定，但逐漸習慣。

基本上60年之中，在政治面，紅藍綠無論在立場丶策略、作法上都有巨大轉變，可分成三大階段：1. 武力階段，2. 和平解決主權階段，3. 先經後政階段。相應於大方向調整，兩岸在中丶短期頗有波折，如中國飛彈演習，台灣烽火外交等，但長期趨向和諧。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對台政策的和緩與否，不只是純政治上統戰的考量，也關連到經濟戰略的考量[2]。

對於和諧或和平這一個强項，國民黨除了正面操作外，甚至透過北京進行反向操作。中國「觀瀾書院部落格」登了一篇《台灣問題——劉亞洲在某軍區空軍政治部的講話》，指2000年大選時「3月14日，連戰派人給大陸帶話，只有8個字：情況危急，請求支援。遂才有3月15日朱鎔基總理在記者招待會上那段聲色俱厲的講話。」就是大家印象深刻的「不要選錯人」的武嚇。

有時北京也自行操作，典型的例子就是1996年台灣總統大選以飛彈演習恫嚇台灣必須支持北京屬意的候選人才有和平。這兩次藍丶紅在大選時對和平牌的操作，明顯都是操作過頭，適得其反的例子。

為了緩和兩岸主權立場的緊張，創造兩岸和諧，依建構主義採取一定程度的互為主體文化觀，建構文化認同，是2002胡溫上台後一個全新的作法[3]。2003強調中國是「和平崛起」，2004年進一步改成「和平發展」，提出「對外謀求和平，對內謀求和諧，對台謀求和解」的「三和」大政方針[4]。

這主張放在國際政治上並不成功，但用在兩岸卻是有不同。兩岸方面，政策重心擺在「積極務實統戰」，2003年兩岸開始「包機直航」，雖然此後，2004年台灣大選時朱鎔基武嚇，2005年又制訂〈反分裂國家法〉，但反分裂法突出2000年對台政策白皮書中的「兩岸尚未統一，但同屬於一個中國的現實從未改變」的主張當做立法的基本精神，也等於是此後對台政策將在承認兩岸分立狀態「尚非非法」的立場上務實推展。在反分裂法震撼後，水果零關稅等務實統戰政策接續推出，認為中共對我政府有敵意的台灣民眾比例創歷史新低。

2007年台灣大選前，胡錦濤在中共十七大報告中說「中國是兩岸同胞的共同家園。13億大陸同胞和2300萬台灣同胞是血脈相連的命運共同體」[5]。2008年大選，中國不再武嚇。2008年後除了迅速和馬政府簽訂三通、ECFA積極進行兩岸經濟整合之外，更在兩岸文化政策上採取革命性作法。「胡六點」主張「台灣文化可以豐富中華文化」，既承認了台灣文化的特殊性，又肯定台灣文化既不與中國文化衝突，還有正面貢獻[6]。這是中國對台文化政策的大轉變，目的在文化上予以納編，以為政治的統一創造基礎。今天北京積極倡議兩岸文化協議，基礎就在這裡。在這以前，北京對台灣文化政策基本上是和國民黨一樣，採取一元主義的大漢沙文主義。

由於第二象限和第一象限是負向的連動關係，又是國民黨的主場，因此建議的策略是「降低對抗，減少壓力」：

1. 善意但守住立場；
2. 強化國力，防止北京意圖僥倖；
3. 避免強度剌激北京，但應讓北京習於兩岸分立現實；
4. 以互為主體的文化建構主義回應以大統小的「建構主義」。

象限 III：經貿交流順暢

儘管2000年後，在北京對台冷處理，兩岸經貿上仍能有「境外轉運」和小三通兩樣進展，甚至在兩岸政治關係最緊張的2004至2008之間，也開展了包機直航，為未來三通打下基礎。但兩岸更和諧無疑將更有利於經貿關係的協商，因此兩岸的三通和ECFA都是在2008年馬總統上台才談成的。然而兩岸經貿的實質發展和談判順暢與否，除了政治和諧關係之外，還有兩個關鍵性的影響因素：

A. 兩岸的政治定位：

在分立長期化的現實制約下，國共政權不只對內必須以實際管轄範圍做為國家施政領域，在建立健康互惠的兩岸交流關係上更有這樣的需要。交流時，中國在情緒上縱使做不到把涉台事務當做國際涉外事務，但在處理實務的理性要求之下，把對方當做或至少等同、比照另一國，卻是一個不得已但必要的安排。

1979年人大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後，中國務實地把台商準照外商或僑商，1988國務院更公佈《二十二條》正式認定台商「準照外商」。由這裏開頭，此後在擬定兩岸交流秩序時不論是中國或台灣，各自的片面立法或雙邊協議，這種彈性處理就成為重要原則，雙方愈依這原則，則交流愈順暢，愈堅持兩岸一國的主權教條，則障礙、糾紛愈多。如三通談判就是因為國共都同意兩岸海運是「國內航線」，而引起了砂石輪抗爭風波，簽ECFA時因較彈性便因而有進展，最近台商投資保障協議，又因北京缺乏彈性而引起台商強烈反彈，並且陷於觸礁。

B. 兩岸產業戰略：

國民黨政府本希望三通後，依據自由貿易的原則使台灣的海港成為「亞太轉運中心」，但又放不下一中架構下的經濟民族主義，所以把兩岸航線談成國內航線，藉以把外國船排除兩岸航線之外，結果佔台灣97％掛外國旗的權宜輪和像快桅等外國船隊都一齊被排除兩岸航線之外，快桅因此退租碼頭，轉運中心成夢一場。

1988年時台商可以比照外商，到了2008年三通時，兩岸卻非堅守國內缐原則並使原來可以行駛的權宜輪中斷，和政治上緩和的方向完全背道而馳，這明顯是受到政治之外的因素的影響，那就是兩岸產業戰略的角力：當中國亟待台商資金技術的投入以參與中國經濟改革開放時便放鬆尺度把台商定位為準照外商；但三通談判時唯恐高雄港在三通後真的成為國民黨財經專家規劃成為亞太海運中的hub而中國的港口成為spoke的緣故[7]。

從三通談判開始，決定兩岸經貿交流順暢與否的就不只是兩岸政治和諧與否而已，同時也受到兩岸產業戰略的合致與否的制約。緊接著的ECFA談判就是如此。

ECFA首輪清單，國民黨對台灣的優勢產業如面板、石化上游產品、高端精密機械、汽車整車等不敢力爭列入清單。中國策略很清楚：不讓台灣優勢產業發揮長處，同時以讓利為名，讓台灣守住在國際上已喪失競爭力的產業。這清單展現的精神完全和各國推動自由貿易的策略完全相反，無以名之，只能叫「產業反淘汰清單」。談出這樣的清單，關鍵全在兩黨面對經濟自由主義和保護主義發生矛盾時，都沒有能力做有魄力的選擇， 而且都忽略了要由兩岸產業關係已從上下游互補進入到愈來愈平行競爭的角度看問題，對於中國現階段「騰籠換鳥」追求技術升級的國家產業戰略和拉攏多數孤立少數的政治統戰策略太過於輕忽，甚至於無感，以致於在實質利益上台灣和民、國兩黨三輸[8]。

在三通後，高雄港吞吐量反而逐年下降；以及ECFA簽署後台灣對中國出口增加減緩，不如對東亞和美國出口，種種現象都說明民進黨全球化優先於兩岸化是較佳選擇，也表示了民進黨在這象限劣勢的壓力己逐漸減輕。

這象限的建議是「提出對策，掌握已趨有利情勢」：

1. 彈性務實；
2. 監督但不杯葛；
3. 以（大）全球化策略VS.（小全球化）兩岸化策略。

象限 IV：分配公平

以立委選票來看，從1992到2008年，北部地區（北丶北丶基丶桃丶竹六縣市），除台北縣外，總體趨勢是綠營逐步下滑，而南部又正好相反。南北對比非常强烈（見圖四）。

圖四：1992至2012年立委選舉民進黨得票率

從圖四觀之，1992年綠營得票比率沒什麼南北差異，都在約35-45%之間，而綠得票最低的反而在南部的雲嘉兩農業縣，次低的是中部。南綠北藍的趨勢是2001之後才形成的。這時間正好兩岸先後加入WTO，一齊進一步全球化，同時兩岸經濟也進一步整合之際。全球化在世界各地都造成內部貧富差距拉大的效應，也因此使全球化的贏者圈愈來愈支持全球化、經貿自由化，輸者圈則形成了經濟民族主義的效應。兩岸也一樣，在台灣，輸贏的分布又大抵分據南北，因此對兩岸經貿政策的鬆緊上被認為有重大差異的藍綠，便在得票上呈現了鮮明的南北對比。

另外，北部人口成長愈停滯甚至減少的地方往往就是藍的鐵票區，而北部因南部人口北遷而增加最快的地方，綠的支持度往往跟著顯著上升，這應因他們北遷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國民黨長期重北輕南的國家政策；二、台灣兩岸經濟整合，台灣製造業外移，中南部就業機會減少。這兩個理由既造成了南部民眾在2001年之後迅速綠化，也使他們必須離鄉背井的子弟帶著對國民黨的不滿而北上[9]。因此，南綠北藍的現象與其說是「地域性」的不如說是「階級性」的[10]。

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國民黨2008年拿回政權後台灣人認同反而大幅上升，而陳水扁執政期間，台灣人認同從1999年的39.6%到2007年上升 到43.7%，8年只有上升4.1%，是從1992至2012年最低的一段時間，而馬總統上台到2012年短短5年卻上升了10.0%到達53.7%（見圖五）。為什麼這樣？全球化滋生經濟民族主義應是一個重要原因。 

圖五：

事實上，從2001年遇到美國網路泡沫破裂和陳水扁積極開放政策後，台灣製造業台灣接單大陸出貨急速擴大（見圖六），台灣實質所得開始停滯（見圖七），已形成經濟民族主義的基礎，陳水扁的積極開放雖是重要原因；但藍仍全力批為陳水扁鎖國，所以經濟民族主義的對立面被多數民眾設定為藍營[11]。

圖六：1999至2011年歷年台灣接單海外出貨比率

圖七：實質薪資水準（來源：工作貧窮工作室）

在這一個象限的策略應是「穩住優勢。採取中間偏左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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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們把四個象限（2000年後才具體浮現）的立場、策略整理如下：

圖八：四象限立場與策略

附註

[1] 見林濁水〈從四象限盤點藍綠對中戰略（上）〉，中國與兩岸情勢週報，2013年5月8日。

[2] 1996年軍事演習後，福建民間有相當不滿。汪道涵認為沿海省市因經濟利益考量，都不希望和台灣打仗。他在內部會議中指出，如果要對台動武，將會出現「北方要打，南方不打」的問題。

[3] 林濁水，＜胡錦濤十年與台灣＞，《美麗島電子報》，2013/3/22。

[4] 2011年胡的觀念更加成熟，正式以建構主義立場提出《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主張以「命運共同體」的新視角，尋求人類共同利益和共同價值的新內涵。到了中共黨的十八大，報告強調，人類只有一個地球，各國共處一個世界，要宣導「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

[5] 黨外時期鄭欽仁教授曾建議「台灣命運共同體」的提法以建立對抗大中國的認同建構。

[6] 2008年12月31日，胡錦濤在北京《告台灣同胞書》30周年 紀念 會中發表《攜手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同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講話。

[7] 參見林濁水，〈華山記要六──張榮發病重的秘密〉，想想論壇，2014年3月7日。

[8] 參見林濁水，〈華山記要七──ECFA和王文淵的眼淚〉，想想論壇，2014年3月14日。

[9] 如大安和中永和都是藍黨大票倉，而其20年來人口，大安、永和是減少的，而中和也只多了3萬人，增加8.4%，遠低於全台平均值的21.8%。三重、蘆洲等長期是綠營大本營，其人口都是增加的，若從1981算起，蘆洲30年間從4.8萬增加到19.8萬，增加了312.5%，非常驚人。台北縣是戰後人口增幅最大地區，在同樣時間內也不過增加了135.6%而已，而全台更只增加39.7%。

[10] 再以台北市中正區為例，雖一向是藍營贏面，但民進黨主要得票區仍有轉移現象，2000年前在以中產階級為主的東門里得票遠比以下階層為主的汀州路多，到了2000年後得票完全倒過來。

[11] 更詳細的分析，見林濁水，〈華山記要八──學生佔立院將非最後的震撼〉，想想論壇，2014年3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