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宏政（中山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2016.2.5
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
習近平在2014年5月在河南考察的行程中，要中國人民「從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徵出發，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白話文就是「告別高成長」。接下來的2015年，中國外匯儲備整整減少7000億美元，華爾街日報說「我們正在見證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資本外流」。2015年12月18-21日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則定出2016年經濟工作五大任務是「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也就是化解工業過剩產能、消化房地產庫存、防範金融風險、降低企業成本以及擴大有效供給。這一連串的官方訊號表明，中國經濟已經進到一個結構性轉折。本文要從中國國家發展模式分析過去高速增長的動力，以及目前急遽轉折的真正危機所在。
中國改革開放最重要的意義不在於經濟快速增長本身，而是在巨大的經濟增長被成功轉化，維持了列寧式黨國機器的權力壟斷、對社會強大的經濟汲取與控制力、以及擴大對外的政經影響力。這個過程首先是來自世界經濟的拉動，其次是中國政府機敏的政策反應。但先前成功的模式現在正逐漸耗竭其動能。
如果我們把以1992年南巡為中國經改畫線，我們可以發現，不管是國外直接投資、GDP總量與人均GDP、外匯儲備都在1992年之後呈現起飛式增長。國外直接投資首先帶來就業、技術管理與出口市場，這些是計畫經濟時期完全欠缺的條件。中國政府以兩個政策充分地利用了這個世界經濟提供的機會，造就了2000年之後GDP兩位數的增長速度。
第一個是1994年的分稅制，它讓中央財權上收，有能力進行國家發展的統籌分配，特別是挹注虧損國營企業，讓中國經濟在沒有根本性地更動國有部門下，允許私有經濟的成長，逐漸取代國營企業成為中國經濟的動力。分稅制也導致地方政府必須自行尋覓財源，造成各地方政府全力招商，形成所謂的「地方政府公司主義」(local state corporatism)。也由於地方政府把自己當成公司來經營，政府最重要的公共職能如教育、醫療、養老也就在這種發展是硬道理中被推遲，甚至於犧牲了。
第二個政策是1997年的捉大放小。中央放任11萬七千多家地方國營企業給地方政府(改造、民營化或關閉)，而把最大的央企改造成由國家緊密掌握的企業集團。這群「共和國的長子們」經歷了幾次人行與財政部的壞帳剝離後，在高盛(Goldman Sachs)與摩根史坦利( Morgan Stanley)等華爾街投資銀行的金融技術包裝下，以嶄新的面貌在紐約與香港證券所上市，成為《財富》五百大企業的新星，其中最典型的例就是中移動的案例。在高盛的協助下，郵電部先成立一系列的空殼公司，由中國移動香港公司發行IPO，募集45億美元，以此資金再回過頭來合併了六個省屬電信公司，成立一個克服山頭林立的工業部門，真正壟斷全國市場的國家冠軍隊。
2000年之後中國的發展模式就是，政府用國有銀行支持的債券市場掩藏國家冠軍隊的壞帳，再以龐大繁榮的中國市場為題材從國內外股市圈錢增資，二者共同支撐高投資拉動的GDP成長。高成長創造國民儲蓄與外匯儲備，吸引國外資本，回過頭來支撐國有銀行平衡國家隊壞帳的能力，再次拉高中國經濟的未來價值。壟斷的國有銀行、國家冠軍隊加上西方金融技巧不僅讓私營部門與世界經濟共同支撐了黨國菁英驚人的財富；私營部門與外資拉動的經濟成長也由此被收攏到「代表先進生產力」的中國共產黨手中。讓黨中央可以用市場經濟，而非毛式政治動員，的方式有效地控制了中國社會，重塑權力正當性；也讓中國敢於展開一帶一路，創造以中國為核心的國際資本循環。
在這個中國看起來無所不能的發展中，高槓桿的金融風險與實體經濟增長如同太極的陰與陽，相生相剋。人行或財政部當然可以繼續像過去一樣，發行特殊目的債券或借條，在金融單位與國企借貸之間用來平衡資產負債表，甚至成立信託投資公司，把壞帳移出，變成表外債務。用種種金融撇步將債務切割、分散、轉移，埋藏在各個單位之間。事實上，在面對2008年次貸風暴之後的出口萎縮時，黨國機器也依循同樣邏輯，推出四萬億救市，更擴大容許地方政府依樣畫葫蘆，成立融資平台，一起加大這種高槓桿的成長模式。
但這些金融技巧在過去有效主要是實體經濟的高速成長，讓FDI、貿易順差、國民儲蓄的增加可以平衡累積的壞帳。因此當經濟成長轉換成「新常態」時，所有在一開始宣稱未來將具有高收益的高風險投資(例如基礎建設、房地產、巨大華麗的商城與摩天大廈)都將面臨去槓桿的金融風險，如果不慎引發資金鏈斷裂，實體經濟的下滑速度可能比當初起飛速度還更劇烈。
同時，共和國的長子們也必須告別過去的流金歲月，開始提高效率，縮減國家優惠，真正產生現金流，並且願意償還它們積欠的壞帳。但這涉及到黨國體制的控制核心，只要長子們的政治競爭力繼續高於經濟競爭力，它們就會繼續備受呵護，無法長大成為真正優良的企業，直到黨國體制瓦解為止。
過往中國模式成就了列寧式黨國機器的權力壟斷、對社會強大的經濟汲取與控制力，以及擴大對外的政經影響力，那麼去槓桿的過程就是這三方面的逆轉過程。過去在經濟高速增長下所掩蓋的社會矛盾將會爆發開來，黨國的權力壟斷會面臨社會由下而上的挑戰；美元升值導致的資本回流，以及美國再工業化而重新制定的國際貿易與金融規則將產生由上而下的改變壓力。果真如此，某種程度的政治結構變動或許也會發生。在這個劇烈的轉折中，台灣要小心的恐怕不只是金融曝險、產業供應鏈轉移、觀光客銳減的問題而已。
［編按：本文僅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民主進步黨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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