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自由人宣言》

徐偉群（台灣守護民主平台會長）
2013.12.26

編按：本文為作者於民主進步黨中國事務委員會第九場「對中政策擴大會議」之引言稿。


「台灣守護民主平台」在2013年4月間發表了《自由人宣言》這份文件。這份文件是一項政治主張，而且具有對外與對內兩面的意義。在形式上，我們提出的是一個對台灣與中國關係如何發展的政治主張，而實質上，我們同時也藉它提出了，關於我們自己，台灣，未來的方向。


《自由人宣言》的主張

在台灣與中國關係上，我們提出的主軸就是「以憲政主義發展兩岸友誼關係，以人權保障建立政治互信」。在進程方面，我們則提出近程、中程與長程的「三階段論」。在近程，我們提出兩岸各自在法制上可以完成的具體「人權清單」。在中程，我們主張，兩岸可以在各自為「自由人」的基礎上簽訂《人權憲章》，作為台灣與中國之間的「基礎人權條約」。在長程，則是在《人權憲章》與各自為「自由人」的基礎上，來思考彼此之間各種可能的政治關係。這個政治關係的選項是開放的，包括兩個獨立國家，聯邦、邦聯、或者類似歐盟的關係等等。

上述積極取向的論述，當然也包含消極防禦的意涵。例如，我們反對兩岸關係的任何發展，以犧牲人權為代價，包括犧牲言論自由、隱私權、勞工權、居住權、弱勢者的生存權，以及所有人的人性尊嚴等。又如，在沒有各自完備人權保障之前，在未簽訂並落實《人權憲章》之前，我們反對兩岸簽署《軍事互信機制》、《和平協議》或任何類似協議。


對外的意義

一個基本的提問是，我們為什麼要提這樣一個主張？意義何在？我們的想法很簡單。那就是，在台灣和中國必定會往來，就如同，台灣和這個世界必然會往來一樣的情況下，台灣有什麼理由只能做一個被決定者？只能做一個附庸者？我們有什麼理由不能要求我們的幸福？

我們一旦開始這樣想，答案就變得很清楚。成為附庸，不會是幸福。對於一個個人來說，是如此，對於共同體下的我們來說，也是如此。國共兩黨，把台灣框在「九二共識」、「一國兩區」、「兩岸一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等等這些框架下，無論他們彼此怎麼喊價，不變的是，都是要你我，要共同體下的台灣人，成為附庸。過去，台灣人長年被國民黨矇騙，許多人不一定能理解，成為附庸會失去什麼，但如今，不用多說，我們已經在經驗這個失去自己對生活的控制權，失去對自己國家控制權的危害。我們正在經驗工作、土地、安生立命的可能性被掠奪的威脅，我們的青年與子孫的未來被掠奪的威脅，這些都直接和「附庸化」 的過程有關。

「自由人」，就是我們對於台灣在「附庸主義」之下，生機日益消失的回應。我們認為，台灣只有立志往「自由人」的方向走，才能得到自己的未來。「自由人」既是我們個體追求的目標，也是對集體方向的自我指引。而「自由人」的意義，便是人權的充分實現。

第二個必然的提問，是「自由人」是不是癡人說夢？可行性在哪裡？我們的回答是，這條路很艱難，但「艱難」並不是真正的問題。理由是，台灣的未來本來就很艱難，不是嗎？面對中國這樣一個集權專制，又有政治控制企圖的國家，有什麼事情是不艱難的呢？答案有，但那就是成為附庸。成為附庸有很大的誘惑力，因為那是我們的弱點，但再度的，頭腦清醒的人就知道，那是淪喪，不是真正的出路。

話說回來，我們之所以認為「以憲政主義發展兩岸友誼關係，以人權保障建立政治互信」，是一條艱難，但可行的路，是因為我們考察到，中國和中國共產黨政權，並不是等號。和中國往來，並不只等於和「中共政權」往來。簡單的講，中共專制政權不可能是「自由人」對話的對象，但是「中國人民」卻可能是。

台灣人與中國人民共同面臨的威脅，是專制的中共政權。在中國，中共政權的統治正當性已經愈來愈薄弱。所以，在天安門事件的記憶被消除十年之後，他們還是有「零八憲章」，有「憲政夢」，有「新公民運動」，有劉曉波，有陳光誠，以及更多的抗爭事件與爭取民主人權的維權者。如果我們只把眼光看向中共政權，那麼可能就只有「附庸主義」的想像，但如果把眼光看向中國民間，就知道，台灣和中國兩地的人民是有以「憲政主義」、「人權保障」建立友誼關係，建立政治互信的一條路。台灣人可以和中國人做朋友，做相互聲援人權、民主、憲政的朋友。

可能有人說，習近平最近日趨極端的「極權化」路線，更顯得「自由人」的主張天真。不過，我們認為，剛好相反。正是極端的「極權化」，反而對應出「自由人」主張的必要性。你可以想像，連極權者週邊的人都隨時可能性命不保，極權的附庸者又如何有追求幸福的權利可言？而且，習愈極權，他的統治正當性也愈低。中國民間會如何回應這個演變，還很難說。也因此，中共政權愈是極權，我們愈需要堅持「憲政主義」「人權保障」的路線，更白話的來說，就是「民主、自由與人權」的路線。但是，我們要提醒，附庸主義最大的殺傷力在於，它可以給少數人利益，來換取多數人的犧牲。在台灣，愈是具有政治影響力的人，愈有責任抗拒「附庸主義」路線的誘惑。


對內的意義

現在要回過頭來，說一下《自由人宣言》對內的意義。事實上，這個對內的反省和對外的主張是同步的。當我們說，台灣人沒有理由做一個被決定者，我們應該要求有追求自我幸福的決定權時，我們必須問自己，什麼才是幸福？我們認為，很長時間以來，我們都把「經濟掛帥」當作追求幸福的途徑，特別是，我們相信「開發主義」、「自由經濟主義」，以為創造更多的金錢，更開放的「自由市場經濟」，便是創造幸福。結果，我們為自己創造出一個資本掠奪的社會，少數人致富，多數人愈來愈陷於生活痛苦與掙扎。多數人的工作、土地、健康、基本生活、青年的未來都遭受到犧牲，而當我們要起而爭取一個較公平的社會的時候，卻發覺「政商利益的緊密連結」，壟斷了這個國家機器的運作，甚至連我們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集會結社自由也受到打壓。

因此，在「自由人」的主張裡，台灣要自我完備為一個人權國家，不僅要落實政治方面的自由權保障，也必須落實每一個人成為「自由人」的物質基礎的保障。換言之，不僅要落實《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的人權保障，也要落實《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公約》的人權保障。在這個意義下，《自由人宣言》固然主張政治上的「自由主義」，但在社會經濟上，並不主張，甚至是反對「新自由主義」路線，反對資本掠奪經濟，而毋寧主張「社會民主」路線。

最後，再補充談一下，很多人關心的，在《自由人宣言》中的「我們」，也就是「台灣」。《自由人宣言》思惟的核心是以「人」為本。因此，我們講國家存在的基本價值，是人權。同樣的，我們也是從對「人」的核心關切的角度來看待「台灣」。我們提出，從「人民主權」的角度來看，台灣就是一個主權國家。理由是，宣言中所提到的歷史事實，即「台灣人民以實踐行動建構一個自我決定的憲政秩序」這個歷史事實，我們不可能否認這個事實。台灣主權存在的基礎並不是「中華民國憲法」，這部憲法和我們的主權存在著藕合的關係，我們不能否認這個藕合關係，但其關係也僅止於此。另外，台灣主權的確立是一個歷史動態的結果，過去曾有的歷史文件，並無法涵蓋後來「憲政實踐」的歷史，因此，台灣也並不處於主權未定的狀態。台灣的民主前輩，在權威統治者手上建立起民主憲政，台灣人直選總統，建立新的憲政架構，這些都不是虛構的。只有確立「自己」的存在，我們才可能去談，怎麼去追求「自己」的幸福。


結語

有人說《自由人宣言》講人權憲政是一種驕傲。這完全是誤解。這是一種「堅持」，也是對強權的「反抗」。人權既是普世價值，就不可能有什麼驕傲可言。中國的朋友一定也有許多人有著同樣的堅持，同樣的反抗精神。我們就是要尋找這個對話的可能，相互聲援的可能，因為，這是在中共政權的壓迫下，兩邊人民的共同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