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2.17
近來到中國大陸訪問，如果遇到比較關心政治的民眾，當他們知道我們一行人是來自台灣，談話中通常都會提到下列兩個主要問題。其一是「台灣人怎麼看待釣魚島(中國大陸對釣魚臺群島的稱法)，是不是中國的領土」，其二就是「蔡英文如果當選總統會不會改變大陸政策」。這兩個關切牽動了目前中國大陸民眾的民族主義神經，而且是集體性的，來自其歷史認知與政府宣傳的結果。
許多中外觀察家認為，中共政權可以維持正當性的基礎至少包括兩個，首先是經濟上的成功，其次是高漲的民族主義。中國「新民族主義」在1990年代崛起，與先前五四運動時期的民族主義相比，這波民族主義顯得更具有保守性、以及認同現存體制。中共歷代領導人皆將民族主義做為合法性的支持，鄧小平主政的改革開放時期，就適時地運作民族主義，企圖將西方自由民主的文化意識形態帶來的影響降至最低。江澤民則是透過「三個代表」論述，將中國及中國共產黨完全整合起來，服膺中共的統治，也就是順應中國與服膺中國，成為中華民族重要的一份子。胡錦濤陸續提出「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乃至於「和諧世界」等概念，進一步將中國傳統「儒家文化」中的概念舊瓶裝新酒，也將民族主義因子進一步灌注到民眾的認知中。
習總新政 中國夢+大國政治
習總新政的一個主要內容，就是「中國夢」加上「大國政治」。一方面用民族主義意識型態鼓動民眾，直指「中國夢」就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將中國「新民族主義」提昇為國家層次的思想運動。另一方面，習近平政府在各種外交場合一再宣示中國已經是「大國」，希望國際上給予相稱的地位。同時也在對外行動上著手，不斷在南海與東海等地進行底線試探，希望可以突破過去國際社會對於中國勢力範圍的限制。
這些對外動作結合了習近平政府對內的反腐打貪，一連串的高官落馬與雷厲風行的查察行動，真有許多民眾真的將「習大大」視為重振中國聲威的民族英雄。一般的說法大多認為，中國所面對的內外問題十分嚴峻，需要一個強而有力的領導人，才能對內嚴打對外強硬，習近平上任後的表現正好符合這樣的形象。周永康、令計劃中箭落馬自不待言，2014年底北京舉行的APEC峰會更是一個醒目的舞台，習近平在與安倍晉三、朴槿惠會面時的顯著差異很自然被認為是有心為之。上週歐巴馬決定今年9月邀請習近平赴美國是訪問，更被中共當局在各種官媒大幅報導，視為習近平外交政策的一大勝利。
兩條緊繃的神經線—中日關係與兩岸關係
民族主義具有凝聚群眾、促進國家團結、有利於國家現代化的作用。可是，由於其動員力量十分強大，自然也可以被國家使用來鏟除政治異己，以維持政權的穩定，甚至用來對外發動戰爭，以維持國家安全的正當性。中國崛起過程中的民族主義有兩條相對危險的隱憂，分別是近代歷史上的侵略敵人—日本，以及完成中國統一的最後一塊拼圖—台灣。一旦情勢失控，有可能被中共當局用來宣洩民族主義情緒的，就是位於東亞島鏈上的這兩個區域。
在中日關係方面，自甲午戰爭以來的恩怨，是非常容易訴求的民族傷痛敘事。日本政府不斷有希望參拜靖國神社的首相或政治人物，安倍晉三上台後也走上了相對右傾的外交路線，甚至認真的討論修改和平憲法的問題，一再挑動中日兩國民族主義的神經。中共軍方則是頻繁進出第一島鏈，引發日本的疑慮。2012年開始，環繞著釣魚臺群島產權問題，將日本、中國與台灣三方的政府與人民都拉進民族主義喧騰的情境中。其中，最令人注目的是中國各大城市都發動了相當規模的反日遊行，也發生了許多不理性的打砸搶事件。有趣的是，這引發各種不同的猜測，包括中國政府的策動與默許、主要帶頭民眾有黑道背景等，也有學者分析許多情緒高亢的參與民眾其實更多是現實生活中的失敗者，藉此機會發洩怒氣云云。
上述針對釣魚臺群島的爭議，目前暫時平息，其暫定結局是中華民國政府與日本政府共同簽訂了《台日漁業協議》。這個結局牽動了中國民族主義的另一條神經，不只一個關心兩岸關係的大陸人士曾向筆者表示，馬政府的這個動作讓中共當局非常地不諒解，認為是馬英九政府對於中國以及兩岸關係的背叛。自此之後，事實上兩岸關係從先前的一片和諧，轉成趨緩甚至是停滯。雖然期間有陸委會與國台辦主管官員的互訪，以及具有歷史性地位的馬習會傳聞不斷，可是都已經只是走走過場。實際上，之後的事件發展—太陽花學運成功阻擋服貿、陸委會副主委張顯耀被指控為共諜，以及地方選舉國民黨大敗—使得兩岸關係短期內不可能再有新的突破。中共中央與涉台機構面對這些新的發展，只能暫時擱置兩岸關係，重新盤整與觀察台灣政局發展，找出新的因應之道。包括開始向國民黨的新領導人朱立倫招手，以及關注民進黨的總統參選人蔡英文的可能路線等等。
脆弱的強權—民族主義兩面刃
為了凝聚內部的共識，民族主義情緒的要求是中國領導人的主要政策工具。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以民族主義替代支撐共產黨的合法性這個方式被認真貫徹，並透過全中國的各級學校和大眾媒體來傳播。但如同謝淑麗 (Susan Shirk) 在其《脆弱的強權》一書所警告的，「為了鞏固共產黨領導，維護改革開放的社會秩序，中國領導人不得不祭出民族主義，以做為動員力量。但這種民眾的狂熱情緒，正是一刀兩刃，尤其是在面對主權爭議的問題上。」在謝淑麗看來，最有可能造成某種失控局面的，是在糾結著濃烈民族主義情結的對日、台、美關係上。民族主義的運用，如何影響區域安全及兩岸關係的走向，是未來值得繼續關注的議題。
中國近年來的民族主義趨向，被經濟學人形容為「好戰」、特點是對於外在的威脅主動回擊。民族主義在中國對外關係所扮演的角色，隨著中國崛起及習近平對外的強硬態度，而引發中國內外更強烈的關切。
習近平於2014年11月29日發表上任後第二次對外講話時，即提出「中國夢」的口號，且賦形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此後這兩個詞成為官方文件常備用語。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的顧問葛萊儀（Bonnie Glaser）認為，「中國夢」是一個非常民族主義化的概念。「中國夢」渲染下的民族主義，使得「中國是一個偉大的國家，理應具有比其他國家更多的權利」這種觀念，在中國深入人心，且此種思想和作風廣泛蔓延於精英集團。
也有論者認為，「中國夢」不僅是出於民族主義者的愛國情感，更是出於改革的策略。習近平與前任很大的不同，在於其民族主義是積極進取、先發制人（proactive）。習近平很容易受到改革反對者對其“崇拜西方發展道路”或“屈服於西方的壓力”的指責，為避免淪為“軟弱”或“親西方”而打預防針。
從中國政府對於國內大規模對外示威的管控，可以看出中國政府運用民族主義達到政治目的的做法。耶魯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白潔曦（Jessica Chen Weiss）的研究顯示，中國政府對示威的態度表面上並不一致，取決於其對風險和利益的評估與平衡。例如反美示威，1999年得到政府支持，但2001年被壓制；反日示威，1985、2005及 2012年皆被容許，但1990與1996年都被禁止；對台灣則從來都不被允許。去年她出版的新書，Powerful Patriots: Nationalist Protest in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即是在探究在國內與外交上，影響中國政府管控方式的因素。（另見The Diplomat對她的專訪。）
民族主義對中國政治與外交的影響，在今年又會有不少觀察的機會。在去年APEC的習安會之後，中日關係暫時處於平靜，然而今年可能會是兩國間風波不斷的一年。二次大戰七十週年的到來、中國與蘇俄的共同紀念及閱兵、日本安倍首相將發表的紀念談話等動作皆預示，亞太區域國家間的衝突，可能又將隨民族主義與歷史問題而復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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