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8日 星期五

中共黨政情勢觀察


蔡中民(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2016.1.8


對外界而言,中共的政局發展與變化始終是一個難解的謎,但透過觀察其內部的人事安排,可略窺一二,亦可相當程度釐清政治運作的邏輯。習近平於2012年的十八大開始掌權,第一要務即是大規模地打擊貪污腐敗並且推行黨建運動,許多官員紛紛落馬,不但使中共政局氣象一新,也讓習得以將政治權力集於一身。按往例可能的「習李體制」並未成形,而「習體制」的確認連帶使下一代最高領導人的產生方式與人選亦不再有規矩可循。

然習如此強勢的作法與看似定為一尊的領導風格,卻也帶來政局動盪的隱憂。這種高壓式的反貪運動目的是打擊政敵與鞏固權力,儘管就結果來看頗獲社會好評,但如何合理地進行人事甄補,進而全面有效地掌握國家機器,將勢習亟需處理的第一要務。同時間,持續不斷的反貪運動也可能引發政敵更激烈的反彈,習曾遭暗殺的傳聞幾乎已確認,加上不時傳出的中共內部政治鬥爭之消息,在在顯示習並未真正收服人心。

此外,大陸近年來面臨經濟成長速度放緩,宏觀調控政策並未收效,政府積極介入市場運作的作為,突顯目前施政的困境,盡管中共提出一連串政策方向,從「全面深化改革」、「依法治國」到「十三五規劃建議」,多大程度能獲得落實還有待觀察。

本文就以下三個面向:政治甄補與打擊貪腐、政經運作、中央與地方關係,進行分析並提出未來觀察方向。



政治甄補與打擊貪腐


打擊貪污腐敗對領導人而言,是極具正當性與道德高度的政治訴求,更可利用機會整頓官僚,在關鍵位置上安放自己的親信,讓政權獲得進一步鞏固。過去三年左右的積極整治,習成功地將許多威脅其政權的政敵拉下馬,也讓自己的人馬就任重要職位以輔佐其施政。但大規模的打貪運動損帶來的潛在危機是,習的親信人數不多且資歷深淺不一,難以迅速填滿所有因打貪而導致的重要空缺,因此收編現有檯面上可用之高層官員變成為擴大班底的一個有效且立即的做法。於此,胡春華(胡)及孫政才(孫)等人的動向兩人的動向便極受矚目。

若純就目前「六十後」官員的政治資歷與工作經歷來看,胡、孫兩人在同輩中遙遙領先,原先的期待是未來只要不出大錯,在廿大進入接班梯隊是理所當然。然兩人與習關係不深,甚至濃厚的團派色彩讓人懷疑恐成為習執政的阻礙,是故十八大後至今在地方上的施政表現便至為關鍵。

就胡而言,在習上台後很長一段時間並無特殊表現,直到2014年起積極配合中央打貪,廣東去年一年即立案查處地廳級官員95人,2015年上半年更拿下了82名廳級官員,相當於同時段第二名至第四名省市查處官員人數的總和,且其中不乏與江澤民關係密切者,成績斐然,不禁讓人相信胡已取得王岐山與習的肯定。

此外,十月初十八大五中召開前夕,中央五名部長級人物(中央財辦主任兼發改委副主任劉鶴、國資委主任張毅、公信部長苗圩,國家旅遊局長李金早、水利部長陳雷)於一週內先後前往廣東進行調研,加上胡可能轉任新疆黨委書記的傳聞,雖然不能依此就簡單認定習認可胡作為其接班人的地位,但顯然胡已重新獲得重用。反觀孫政才,主政重慶已逾三年,整體表現還不如曾經歷薄熙來風波的市長黃奇帆,未來前途恐怕不甚樂觀。[編按:本文成於去年底,為習訪渝之前。]

其次,在習的強勢作風下,已有傳聞廿大後會繼續留任之說,此種說法臆測成分居多,更務實的觀察應是距今已不足兩年的十九大重要人事異動,亦即屆齡的五位常委(張德江、俞正聲、劉雲山、王岐山、張高麗)是否會退休?尤其是王岐山(王)?而哪些人又會入常填補這些空缺?王若不退,將挑戰中共已然成形的政治規矩(七上八下);但王若退休,誰能替習撐起反腐的大旗又將是一大疑問(一說是栗戰書)。雖具資格者各有優缺點,但目前看來機會最大者為栗戰書、汪洋、李源潮、趙樂際、胡春華等人,當然這些候選人後續表現與習的主觀意識將是決定的關鍵,相信在未來的一年半中隨著更多資訊的揭露,人事安排會漸漸明朗。

除了高層領導人外,近期高層官員異動呈現以下幾項特色:

一、黨務系統:習安排過往在閩、浙、滬的舊部與青年時期的同學朋友接班。

二、政務系統:多為副職扶正,專業程度與業務銜接為主要考量;央地人事交流則以習的親信為主,重心應是累積這些官員的經歷以為後續升遷鋪路。

三、軍隊系統:配合打貪與軍隊改革進行大規模整飭,今年已累計近三十名副軍級以上幹部落馬,僅2015年11月就有五名。全面調整解放軍結構與人事搬風對習來說,更有助於其掌握軍隊勢力。

四、大學系統:近年來許多校長人事案有所爭議,且從校長一職直升國務院高層官員的人數開始增加,如科技部長萬鋼、環保部長陳吉寧、人行副行長陳雨露等,成為中央官員的重要來源之一。

五、央企與金融系統:專業性強,各種人事異動基本合理,以企業內或產業內為主。然近期經濟表現衰退,股市重挫,官方救市表現不佳,此兩系統成為紀委巡視重點,已引起新一波人事調整。

打擊貪腐至目前為止仍持續進行,十一月迄今僅月逾就有一名省部級及七名副部級官員被查處,包含央企、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而至十一月十一日北京市委副書記呂錫文被查處為止,地方政府已完全淪陷,無一沒有涉貪官員。雖說如此激烈的打貪運動主要動機還是整飭政權與政治鬥爭,但在這些耀眼成績的背後,一個深層次的矛盾是「為何貪官愈打愈多?」可能原因是官員仍存僥倖心態;再者是法律與規矩愈收愈嚴,致使違紀犯法的人數上升。從總體趨勢來看,中共官場要回歸穩定恐怕還需要一段時間。


政經運作:全面深化改革、依法治國、十三五規劃


中共在十八大三中、四中、五中,接連推出重要的政策綱領,分別是全面深化改革、依法治國、十三五規劃。從施政方向到政治體制調整至經濟發展規劃,描繪一套未來五年的完整圖像。但是仔細深究相關文件,會發現這些都不是新的概念,而是為了回應三十多年來政經社關係複雜化的選擇性作為。當「摸著石頭過河」漸進式改革解決了相對容易的議題後,剩下的都是「硬骨頭」,難度很高,必須用更激烈的手段來處理,深化改革是必要的手段。依法治國的說法幾年前已被提出,但十八大後為在法律及制度上重新貫徹黨的領導原則,利用法治的概念統整國家機器,不但可強化中共治理的正當性,更可鞏固「人治」的效果。十三五規劃為未來五年的經濟發展藍圖,除了強調已有的發展綱要外,亦提出許多新的概念以處理當前層出不窮的經濟問題,冀望在成長下滑的過程中,能發揮穩定國民經濟的效果。

然而綜觀這些重要的政策文件,基本上只停留在高層次的論述,實際上從規則建立到執行計劃都尚未完整出現,只有部分領域有所進展,而這些具體作法是否真能達致預期目標,抑或是成為施政阻力(例如依法治國反倒成為民眾對抗地方政府拆遷的依據),仍有待觀察。再者,中國大陸目前的一舉一動都將牽動全球的政經格局,因此其內部情勢變化與政策展望之效果也不僅限於國家內部,必有其外溢效果,影響全世界,是故吾人對於其未來的政治經濟規劃與實際發展,都需從國內及國際兩個層面加以考量,方能一窺全貌。

與此相關的是,習的領導模式不同於以往領導人,使得日常政務運作產生變化,甚至是危機。亦即習上台後成立許多領導小組,貫徹個人意志,使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單純扮演執行者的角色,不同於前總理溫家寶與朱鎔基等人可自主施政之模式。今年以來出現的股市劇烈震盪、房地產下滑、產能過剩等問題,即便中國大陸政府積極出招救市,效果仍相當有限。其背後深層次原因不僅是行政干預市場的思維不變,習的強勢風格也讓李克強主導的國務院被實質架空,並非分權,許多經濟決定仍要習近平點頭後才能推出,李在無實權又要負責任的情況下,已現出捉襟見肘的困境。


中央與地方關係


習上台後政治權力向中央集中已是無庸置疑,與胡溫時期的地方分權模式相當不同,地方對中央的牽制與影響力也在削弱,其正面效果在於中央能更直接有效地貫徹指令,但同時間因強力打貪與嚴格的黨建工作,地方官員也會出現逃避敷衍的消極心態,少做少錯,難以勇於任事。

此外,近期央地之間官員相互調職趨於頻繁,無論是「中央空降地方」或是「地方進京」的人數都在增加,這些未來高官的儲備人選,職位調動牽涉多方利益,雖說目前看來過往太子黨與團派的政治鬥爭在習的強勢領導下將式微,但取而代之的可能是政務系統與黨務系統間的爭權奪利,也就是習的親信與專業官員間的矛盾未來恐不可避免,因此央地間的人事調整值得注意。

再者,目前經濟發展勢頭不佳,地方需要中央的政策與經費支持,不再有與中央討價還價的籌碼,地方間的競爭關係會趨於激烈,於此看來,中央集權的模式逐漸鞏固,地方只能被動回應。


結論


本文對近期黨政情勢觀察以打貪及人事調整為主軸,佐以政經運作與央地關係的初步分析。雖說習近平利用短短三年不到的時間,毫無疑問地已將權力上收至個人手中,但所面對的挑戰卻也愈來愈嚴峻。透過打貪及黨建工作尋回人民對中共的信心,利用人事調整鞏固自身權力,主張深化改革與依法治國以解決經濟下滑與政府治理不佳的困境。儘管巡視制度與八項規定已下達至各個系統與層級,三年多的努力卻暴露出積弊已深,貪官弊案愈查愈多的窘境,難以一時完全清除。隨著反貪的持續執行與十九大的逼近,相信人事安排上還有進一步的調整,附加以宏觀經濟表現作為政權正當性的基礎,習在未來兩年施政的重要性將超越過去三年,亦會是決定他下一個任期內中國大陸政經運作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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