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因素」在香港

2013.10.11.

李拓梓（大學講師）


編按：民主進步黨中國事務委員會於8月15日舉行第四場對中政策擴大會議，討論「如何因應『中國因素』在台灣」。此篇文章為李拓梓應中國事務部邀請所提供之書面意見。


l 什麼是一國兩制？

中共治理香港的基礎：一國兩制，「姓資或者姓社」的問題。為什麼會有「馬照跑，舞照跳」這種說法？

我們的政策是實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具體說，就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十億人口的大陸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香港、臺灣實行資本主義制度。（鄧小平，1984）


l 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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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規定模糊的基本法

香港基本法裡有幾條規定，比如十七條規定人大可以駁回不符合基本法的立法會立法，十八條給人大常委會裁決中國法律是否是用香港的規定，或者七十三條第九項規定彈劾案成立後須報請中央人民政府決定。

爭議最大的則是二十三條規定特區政府應該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行為。因為規定稍顯寬鬆，也顯然牴觸香港言論與集會結社自由等權利，因此引起激烈的反彈。

2003年7月1日，香港50萬人上街頭抗議，要求政府延後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政府最後退讓，至今仍未完成立法。

b. 臨時立法會與民主倒退

中國政府在1997年收回香港後，並沒有讓已經啟動改革的香港民主化搭上「直通車」，反而設置了臨時立法會，將香港政治體制改回1984年的情況。例如公安條例的立法，原先已在彭定康時代將集會遊行由許可制改為報備制。但臨時立法會又將其改回許可，引起諸多抗爭。

c. 特區政府的選舉與立法

此外，臨時立法會也修改香港選舉規定，確保非民主派可以在選舉中過半。在60席議員中最先僅開放20席直選，在逐年放寬，目前為30席直選議員。而在立法程序中，也明確規定議員提案的通過，必須在直選與非直選議席中皆過半，才能夠成立的奇怪原則。

d. 人大釋法權與最終決定權力

最後，基本法158條也規定了人大釋法的權力，確認人大可以推翻香港法院的終審權。1999年的居港權案、2004年的香港政治改革進度案，都讓香港人對中央政府充滿不信任。而原來只是作為聯繫的中聯辦，現在也被民眾戲稱為「西環治港」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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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統一戰線的建立

從1984年開始，中國就開始大力拉攏香港商人。親英的鍾士元、李鵬飛等人紛紛投入中國陣營，擔任各種香港事務的諮詢委員。北京也把南華早報的老闆郭鶴年、星島日報的老闆胡仙與無線電視的邵逸夫拉進北京方面的諮詢圈內。

b. 媒體自我審查

由於老闆都被買走了，因此也開始有傳媒自我審查的狀況。除了蘋果日報專和中國政府過不去之外，南華早報的林和立、星島日報英文報Hong Kong iMail的漫畫The World of Lily Wong作者遭到資遣，明報記者林超榮也因為批評董建華而遭到解雇。

此外，中國政府也透過不發給蘋果日報採訪證、阻止蘋果日報集資，以及拒絕在蘋果日報刊登廣告等方式，衝擊蘋果日報的經營。這也是後來壹集團轉向台灣投資的重要原因。

c. 向對政府不利的學術研究施壓

學術方面，學者Richard Baum與翟理雄都因為得罪當權者而遭到點名，Baum還被臨時立法會議員朱幼麟點名下台，但中大未讓其如願。相對的，港大就解聘了翟理雄。不僅如此，港大還發生了有名的「鍾庭耀事件」。

因為學者鍾庭耀長期進行對政府不友善的民調，特區政府發函關切學校行政部門，要求停止民調，經媒體披露，引起軒然大波。最後鍾庭耀沒有下台，但港大正副校長下台負責。學術的自由終究還是有守住，鍾庭耀所進行的民調目前仍然繼續，並在去年辦理了特首選舉的「假投票」，大批民眾上街投廢票，引起了香港市街的騷動。

d. 愛國主義教育

大學難以影響，中方轉往基本教育著手。去年的國教事件，因為學生絕食抗議，成為香港熱議的焦點。中方不斷的要求香港教科書必須將符合中共意識形態的內容寫入，造成香港民眾的反彈，認為中方以愛國主義影響香港的言論自由。某些教科書內容比如指美國兩黨輪替是「政黨惡鬥、人民當災」，中共是「進步無私與團結的執政集團」，都讓人覺得嚴重偏頗，最後也引起了激烈的街頭抗爭。

e. 經濟磁吸

最後，中國方面也採取了經濟磁吸的手段對付香港。1997年與2001年的兩波金融風暴，確實重創了香港經濟。在香港急需援手的情況下，中方決定與香港簽訂CEPA，並開放中國旅客到港自由行。這些做法確實有助於香港經濟，讓香港在05年左右開始復甦。

然而，中方卻始終認為，中國拯救香港經濟，但中國要的，香港卻寸步不讓，這讓中港之間的摩擦逐漸激烈，也導致了後續幾起衝突的引信。


l 執行狀況如何？

中國一開始只打算建立可收可放的制度，在實質管理上比較保守克制，以維持「一國兩制」的外衣。但隨著中國經濟成長的起飛，以及大國夢的實現，中國與香港的問題，漸漸不是鄧小平當年「姓社還是姓資」的問題，而變成了「文明與落後」、「法治與人治」的文化衝突。

1997年香港先遭到亞洲金融風暴的襲擊，到了2001年，又遭到泡沫經濟的打擊。香港亟需要成長中的中國的援助，因此2003年雙方簽訂CEPA時，香港的反對聲浪並不高。而香港經濟也確實在2005年之後逐步復甦。但開放的中國人自由行人數、雙方交往程度都越來越密切，形成一種無法回頭的情勢。

學者關信基曾經以hollowing out（空洞化）來形容「一國兩制」，他認為在中國那些做法下，「兩制」其實不斷被掏空。對中國來說，「一國兩制」是成功的，因為「一國兩制」下的香港馴服而可治理，但「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卻是失敗的，因為在中國不斷介入下，香港民眾對於港府的信心逐漸流失，從董建華、曾蔭權乃至今日的梁振英，香港人毋寧更相信治理香港的，其實是中聯辦裡面的高官，因此有了「西環治港」之譏。

我發現這其中的問題在於，中國人一直認為香港人不愛國，但香港人卻認為自己是「以香港的方式愛國」。


l 結果如何？

1. 經濟差異變成文化衝突

「一國兩制」最早想解決的姓資或者姓社的問題，因為中國的資本主義化，已經不存在了。新的問題是成熟期資本主義社會和早期資本主義社會之間的文化差異。中國政府一開始只想建立一個可收可放的制度，但因為香港的不景氣，讓中國政府的自我節制不備需求，不斷的「讓利」讓港人的信心受到損傷，而中國早期資本主義社會的文化程度，也導致了香港文化感受到被衝擊。

而中國方面，會感覺香港只希望中國讓利，對於中國緊縮的管制和政治控制，卻採取反對的態度。而來香港的中國人也覺得香港什麼都要靠中國，港人卻覺得中國人沒水準。雙方的心裡都有疙瘩，造成了今日中港的文化衝突。

2. 從北進想像到香港城邦論

我觀察到這幾年香港社會漸漸有一種封閉化的傾向。大約在1980年代，香港輿論界流行一種叫做「北進想像」的論述，認為香港有能力影響中國，無論在資本市場的能力、或者法治文化的層面，甚至在香港殖民後期的民主化後，港人認為香港也有機會做為中國民主化的灘頭堡。

但這種論說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而消失，大約在2000年左右，因為香港經濟的衰退，開始有「背靠祖國還是面向世界」的討論。當時香港中文媒體天天都在擔心上海會追過香港，成為全球金融商務之都。香港菁英儘管認為上海要追上香港還早，但卻開始擔心一些非正式的「中國化」，所造成的制度傷害。（比如假證照、學術抄襲）

到了現在，因為交往越來越密切，我觀察到香港開始有一種「城邦論」的氣氛。就是香港只要顧好自己，不要去管中國怎麼樣，只要中國不管香港就偷笑了。這種論述成為輿論的主要說法，與「北進想像」或者「全球城市」論述的比較，代表香港人對自己的信心正逐漸衰退，香港成為中國的一個城市、特區不特，都已經是既定事實，香港現在只想顧好自己，完全不再有北進的野心。

3. 越交往關係越壞

越交往關係會越好嗎？我舉幾個例子說明。去年夏天在香港，看見幾個選舉布條，一個是「反對內地雙非孕婦」、一個是「反對內地自駕遊」。報紙上大家看見港人對於中國人在香港「搶奶」，或者雙非孕婦在香港生子已取得香港身分證的不悅，港人似乎認為，中國人在分食香港的資源。這和過去「北進想像」時代對於鄭裕玲所飾演的「表姊你好」嘲諷感，又有些許不同，過去對於「表姊」的態度是嘲諷，現在的態度卻變成厭惡。

對香港人來說，中國政府就是干預香港自治的黑手，而在香港到處趴趴走的中國人，儘管對於經濟有很多貢獻，卻是讓香港變得「沒水準」的元兇。政治上無論是梁振英當選特首，或者是國教事件，都呈現中港衝突之外，還有一些生活上瑣碎的衝突，呈現雙方緊張的情況。

去年一月港鐵發生一起中港口角，因為中國人在地鐵吃食，引發周圍港人不滿，爭相指責。這個事件甚至引發了網路上的中港論戰，中國人指責港人是殖民者的走狗、港人則抨擊中國破壞香港的法治。一起普通口角引發這麼大的糾紛，是否可以意味著雙方的關係其實相當緊張？類似的事情還有今年七月，有港人在銅鑼灣誠品的兒童書區踩到大便，引發媒體爭相報導，當然也是一場網路混戰難免，這些都顯示了雙方的交往越密切，並沒有辦法越了解。


小結：

以我個人觀察到的一個有趣現象作結。去年春天我到香港開會，會議中有非常多年輕的中國研究生、本科生在香港求學。和在台灣留學的中國學生那種對於異地的熱切求知相比，我發現他們都不會廣東話、對於香港社會的脈動掌握程度也不高。我個人臆測，現在中國人對香港已經沒有當年一位有名的歌手艾敬所高唱的「1997我要去香港」那種感覺。他們覺得香港是理所當然的中國一部分，於是他們認為這和武漢、和上海、和杭州差不多，沒甚麼值得特別認識的。但是香港人呢？這種在地的疏離，難道不會激怒自認特殊的港人嗎？我覺得這種因為互不了解而導致的文化衝突，應該就是中港當今衝突的癥結點，而越交往，顯然對於這種衝突的解決，並沒有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