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治改革思潮與民主化的前景

2013.10.17

編按：民進黨中國事務委員會於10月17日舉行對中政策擴大會議，主題為「台灣對中國民主化的策略」，本文為此次會議的背景報告。


中共第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央委員全體會議）即將於今年十一月召開，基於中共有在「三中全會」推出重大政策的傳統，包括1978年的三中全會揭開了改革開放的序幕，1984年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推出「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1993年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制定了「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2003年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則通過「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所以此時此刻對於中國新任領導人習近平的施政路線，外界也多所猜測。

習近平與李克強多次強調要開展進一步的經濟改革，並已擬定主要涉及財經、不動政治體制的七大領域的改革綱領，在十月初的亞太經合會（APEC）經濟領袖會議中，習又再次宣示改革的決心與藍圖。李克強推動的上海自由貿易區也在九月底掛牌運作，但是相關運作規則與配套措施仍在規劃中。外界對於經濟自由化的方向多半不抱懷疑，有問題的地方只在於能走多遠、是否能克服既得利益（如國有企業）的阻撓。

對於許多人視為是更根本的政治改革或憲政民主的呼籲，習近平的態度尚不明顯，但目前的作為令許多人失望。他提出「中國夢」，內涵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但是這個口號如何操作？與政治制度發展的關係又是如何？習曾言要落實憲政，並稱沒有人可以高於憲法之上，但觀察其上任以來的作為，從南方週末事件、七不講（九號文件），到拘捕維權人士與整肅網路言論，似乎是試圖消滅多元意見討論，為即將推行的經濟改革統整思想，以維持政權穩定。這些作為，是向黨內保守勢力表態，還是代表中共高層的一致想法？未來是否，或者何時對會政改有所作為，一切似乎都在未定之天。

然而，在極權統治的政治環境中，要強化政權的正當性，如果不向憲政民主邁進，又有何種替代方式？國家資本主義造成的嚴重社會矛盾，是否已使中國觸及一個即將轉變的「臨界點」（the tipping point）？中國的發展是否有一個所謂的「中國模式」？其特點為何？能否存續或急需變革？這些問題不僅在網路言論空間討論熱烈，在知識界也有多重角度與哲學光譜的思考。加上薄熙來事件凸顯出中國社會不平等及人權法治的匱乏，皆使得許多研究者與觀察家認為，中國在毛澤東、鄧小平（加上江澤民、胡錦濤的後鄧時期）兩時期後，已經進入一個新的時代，其發展與治理模式應該也到了全面檢討的時刻。

中國的「前後左右」之爭

關於中國要往何處去，中國當代思想界早有「左右之爭」，去年底由歐洲外交關係協會（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發表的《中國3.0》報告，對這些論爭作了一次更新與介紹，也顯示出國外研究者對於中國人自身如何思考發展困境的關注。[1]該書邀集中國學界論文15篇，歐洲外交關係協會主任馬克•雷納（Mark Leonard）擔任主編，並撰寫導言，題為〈新中國怎麼想〉（What Does the New China Think?）。該文將中共歷史分為China 1.0（毛澤東時代）與China 2.0（鄧小平與後鄧時代），而今將邁入新的China 3.0時代。導言分別就中國的經濟、政治與外交三方面，提出「富裕危機」、「穩定危機」、「影響力危機」，探討中國知識份子對於中國未來發展的不同論點。

如果將中國的知識界截然二分為右派與左派，右派的形象較為清楚，為西方熟知的自由主義，主張市場經濟、憲政民主與有限政府；左派則流派眾多，稱謂各異，包括所謂的「新左派」（The New Left）、「新毛派」（The Neo Maoism），與「新保守主義」等，其共同的特點是關注社會平等，批判市場經濟，主張國家在發展上應扮演主導性的角色。兩派皆關注現今中國經濟發展造成的腐敗、不平衡與不平等現象，但右派更看重市場運作過程中國家權力的不受節制，而左派則認為不受節制的是資本。

在上述的對比之外，與本文相關的還有對政治體制與憲政民主的觀點。在這一點上，左派學者有著眾多思想來源：新馬克思主義、社會福利思想、中國儒家學說、中共建政以來的歷史等。在《中國3.0》報告中對中國當代政治思潮的呈現，挑選了幾位右派與左派政治理論的代表性學者：右派包括孫立平、馬駿，左派有潘維、汪暉等。（當然，其他幾位學者也可如此劃分，但編者將之歸於經濟領域，非本文主題所在，故省略之。）本文從此報告出發，藉由歸結幾位代表性學者的主張，探究中國知識界對於中國政治改革與憲政民主的主要論點，以及其與新領導階層政治論述彼此的關連。最後，對於中國是否會走向民主化這個老問題，整理近來學者的看法。


1. 孫立平：中國施行民主的潛力[2]

1989年前，大部分中國知識份子認為中國會走向西方政治模式，實行多黨選舉、黨政分離、權力分治，但隨著蘇聯解體，中國唯恐國家分崩離析，因而與西方政治模式漸行漸遠。即使如此，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孫立平（2011）則認為，中國僵硬的維穩思維和維穩模式，最終結果往往反而是激化社會矛盾。孫立平指出，社會的腐敗，而非社會的動盪，是對中國社會最大的威脅。允許人民表達自己的意見並捍衛自身的權利，仍可以產生穩定的社會。

孫立平的文章從2011年烏坎事件談起，事件落幕後，當權者願意讓村民自行組織村選舉，讓抗爭者成為中國共產黨在該村莊的新領導者，而非秋後算帳，他認為這是非常不尋常的結果。烏坎模式是透過溝通與談判，用選舉的過程，形成一個制度性的架構，滿足民眾表達爭取利益的權利，同時讓政府化解矛盾、維護社會穩定。烏坎事件的意義即在於平衡維權與維穩之間的關係。

烏坎模式獲得各界肯定，也顯示出中國走向民主化的潛力。但這不表示其他地方可以使用烏坎模式，因為這模式的推廣會讓各地方政府招架不住。他以「糾錯困境」來說明這個問題：政府若不解決問題，日積月累，既存的問題將更難以克服；但是若努力解決問題卻無法成功時，可能會導致連鎖反應，甚至反應會超出制度所能承受的壓力。

他認為要擺脫「糾錯困境」，應先斬斷糾錯的責任鏈條，即對於歷史追溯的時效做限制，承認一些既成之錯誤不予追究。但前提是中國需要真正的思想解放，正視當前的問題、進行負責任的討論、重建社會共識。


2. 馬駿：沒有選舉的問責[3]

廣州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教授馬駿的文章，則是討論在缺乏憲政民主的環境下，如何能讓政府的權力被制衡。他主張國家治理的核心在於問責（accountability，對人民負責）。對許多學者來說，選舉是政治問責的必要條件；但中國過去幾十年的發展經驗卻顯示，「沒有選舉的問責」仍有其可能性。中國正在探索一條屬於自己的道路。

他認為有效預算控制的建立是改善問責制度的第一種方式。在1999年預算改革啟動後，政府內部建立集中統一的預算控制，同時推動專案支出滾動管理，提高支出的計畫性。在此背景下，各級人大也都制定加強人大預算監督的條例或決定，包括質詢政府對於公共支出的使用等。同時在2006年以來，在某些城市也開始出現各種形式的公民參與預算的試點，如哈爾濱、無錫等即實行了所謂「參與式預算」（citizen participatory budgeting），市民有權決定如何使用基礎建設經費。浙江省的溫嶺市更推動所謂「預算民主懇談」，市民受邀決定實施何種基礎建設計畫，並在人大審查預算時表達意見。

改善問責制度的另一條路徑則是「社會問責」（Social accountability）的出現，其分為兩種形式，一為國家所引導、一為社會所引導，前者如政策或立法公聽會，或者如2000年浙江省杭州所實施的年度市民調查，或者如廣東省邀請市民表達其對於線上政府平臺的觀點等。後者指的是社群媒體與非政府組織，提供市民有效的公共空間進行利益集結並對官員貪腐採取集體行動。

即使沒有選舉，中國政府也變得越來越可以向人民負責，而有效的問責方式可以把制衡的理念嵌入中國的政治過程，可強化中國在沒有選舉的環境下的憲政主義，並成為未來轉向選舉民主的基礎。同樣地，社會問責的出現，也將強化社會共識，提升公民權意識，促進中國公民社會的發展。


3. 潘維：社區自治與人民民主[4]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國際政治系教授潘維，從中國的儒家哲學等傳統價值尋求中國模式的獨特性，且援引西方的社群主義，強調社區自治的重要性，被《中國3.0》報告歸類為「新保守主義者」（Neo-conservatism）。在2009年的一次會議中[5]，他提出以「中華體制」架構來說明中國模式，其分為經濟、政治、社會三個子模式：國民經濟、民本政治和社稷體制。「國民經濟」即國家對土地（生產資料）的控制權，國有金融和重要產業，以家庭和社區企業為基礎的自由市場。「民本政治」即現代民本主義的民主理念，強調功過考評的官員遴選機制，先進無私的執政集團，有效的政府分工制衡糾錯機制。「社稷體制」即以家庭而非個人構成社會的基本單元，以自然社區而非分層的市民團體，構成中國的社會網絡。

在《中國3.0》報告的文章中，對於中國如何維持穩定，他認為80%的群體事件都是因為「小事」，即與民眾切身利益直接相關的事，而非選舉或經濟發展的大事。但是人們生活中每天都會遇到小事。小事處理不好，社會穩定就會下降，就會產生維穩問題。中國共產黨過去非常強調小事，中共早期的組織是扁平的，注重與人民打成一片。之後為了辦大事，即國家建設，組織逐漸科層化。也就是說管理部門分得越來越細，層級增加，反而失去處理小事的能力。日積月累，就會演變成人民和政府之間的緊張關係，甚至變成大規模的抗議事件。

潘維認為村民自治的選舉民主並非真正的民主，只是在選「主子」，人民沒有權利的保障，村民委員會變相成為基層的獨裁，如此反而是民主的倒退。而中國早有民主的基礎，傳統的「自然社區」，藉由人民的普遍參與，可以解決日常生活的「小事」，也能有效降低維穩的壓力。什麼是「自然社區」？傳統的村落由鄉紳與家族網絡管理，是其一，人民公社則是另一種形式；而土地與鄉鎮企業是自然社區的經濟基礎。中共統治的前三十年恢復了自然社區，並為後來的發展打下基礎，但是改革開放引入市場與外國資本後，自然社區與其經濟基礎反而被破壞。


4. 汪暉：政治壓迫與新自由主義[6]

汪暉的文章著重於對薄熙來事件中官方消息散播方式的解析，官方資訊被經過篩選或杜撰，然後透過特定境外媒體等「謠言機器」播放。其不僅是政治鬥爭手段，背後另有目的。他認為重慶模式代表的是偏離中央政府新自由主義路線的成功實驗，但溫家寶將重慶與文革連結起來，是右派意圖打壓此種路線，在擴大經濟自由化政策的同時，繼續壓制政治自由與政治改革。

這個陰謀論承襲自汪暉先前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他認為新自由主義為求經濟效率與自由化，不惜放棄政治上的自由，擁護專制：「中國社會在國家權力結構的延續形式之下推動了激進的市場化過程，並在這一國家的政策主導之下，成為全球經濟體系的積極參與者。這一延續與非延續的雙重特點形成了中國新自由主義思潮的特殊性。」[7]天安門的鎮壓，其實創造了1992年加速市場化的前提。鄧小平「南巡」為國有企業的私有化鋪路，導致大規模裁員和系統性貪汙。農業改革在農村地區引發危機，而各種社會保障制度的市場化，則導致貧富與城鄉差距不斷擴大，這些都會引發社會動亂。然而胡溫體制一再擱置政治改革，國家結構更是持續加速地官僚化，無法真正解決動亂。如果從汪暉的論點來看，習近平的左傾言論、打壓言論自由，與即將推出的經濟改革方案，則可以說中央政府是繼續執行新自由主義的路線。

習近平與新左派

新左派對於西方的憲政民主能否適用於中國抱持否定的態度，因為中國國情的特殊（Chinese exceptionalism）與中共一黨領導的必要，中國應該走出自己獨特的發展道路。知識界的思想討論，是否會影響到現實的政治行動？從習近平上任來的論述，似乎有此種可能。他提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以及「三個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明顯地套用包括新左派在內的左派理論體系。中共新領導執政路線的其他特徵，也不難在這個體系中找到來源：

1. 沒有薄熙來的重慶模式：

從另外兩位新左派學者崔之元、王紹光在報告中對於「重慶模式」的推介可以看出[8]，重慶模式體現了新左派所呼籲的價值觀，即平等優先於自由與效率。重慶的政策實驗，提供了財富重分配、共同富裕等左派構想的具體實踐，王紹光稱之為「中國社會主義3.0」。重慶模式中的打黑變成黑打，而極為諷刺地，借用毛澤東文革手段的薄熙來，也被文革手段鬥倒而結束政治前途、甚至下獄。或許是從薄熙來的重慶得到靈感，習近平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也是複製毛澤東的延安整風運動。重慶模式所強調的平等與共富，也會被新政府的執政路線借用。[9]


2. 人民民主優於憲政民主：

今年8月紐約時報披露中共高層下發的九號文件[10]，其內容即為之前流傳的「七不講」，要求黨員否定宣揚西方憲政民主、普世價值、公民社會等言論，隨之而來的是一系列反憲政文章與對言論自由的各種打壓。新左派推崇的一黨專政的人民民主，與憲政民主本質上無法相容，潘維強調，民主的重點是人民普遍參與，或是說是「人民民主」，而非選舉。只有選舉的民主政治，不能解決秩序穩定與貧富差距等社會問題。民主與法治是兩回事，他提倡有法治而無選舉民主的「協商式獨裁」（consultative dictatorship）。王紹光也認為，西方的民主是「選主」，人民只是選了奴役自己的人，中國不須重複此種錯誤，而是要擴大人民的政治參與。[11]在這一點上，另一位新左派學者房寧有一形象化的譬喻：「中國民主是點菜，不是點廚師」。[12]在此種認識上，毛澤東的「群眾路線」，其實是人民民主的示範，也是習近平效法的對象。


3. 中共執政經驗的連續性：

新左派從中國特殊論衍生出的政治史觀，就是強調中共歷史應全盤觀照，不同時期有不同執政方式，但並不互相衝突。毛澤東時期實際上是為鄧小平時期奠定基礎，文革時期的制度更提供了現在以「制度創新」開展中國道路之參考，現在的中國可以從毛時期擷取珍貴的制度遺產，不需要因為文革的災難性結果而「把嬰兒和洗澡水一起倒掉」。對於此點，汪暉認為，鄧小平時期的高速成長，不能只以新自由主義的市場與私有化來解釋，而是要將之「置於改革前期和前三十年所創造的歷史條件之上——甚至可以說是漫長的中國革命及其遺產之上」才能解釋。[13]潘維、王紹光、甘陽等人皆有類似的說法，例如甘陽認為，毛鄧兩時期對於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建設有其連續性，不能只正面看待其中一期卻否定另一期，意即不能只看毛或鄧的三十年，要看整體的六十年。[14]政治觀察者陳子明即點出，習近平在今年1月初的重大講話提出「前後兩個三十年互不否定」[15]，以「六十年整體觀」肯定毛澤東時期，這是直接借用新左派的政治史觀。[16]


新左派對於憲政民主的看法，可以歸結為，民主不假外求，比起存在嚴重缺陷的西方民主，中國已經有更進步的歷史與哲學遺產。這些論點不是新左的創見，但是新左在理論上的發揚，引起執政者的注意在所難免。習近平的中華民族復興和中國道路等說法，如果不是抄拾新左派修辭，至少也得益於其對毛澤東時代重新詮釋的理論。然而在對於中西民主的比較，新左派是以西方民主在現實上的缺失，來反證中國式民主理想的優越，卻對後者在現實中造成的極權主義災難未置一詞。

中國政治改革與民主化的前景

許多民主化的研究顯示，在某種經濟或社會條件下，如經濟自由化、所得到達一定的水準、中產階級形成，或公民社會興起，一個非民主國家就有可能開始轉向民主和法治。然而在現實中，中國似乎未受到新一波民主化潮流的衝擊。但這是否代表中國沒有政治改革的可能？如果有，是何種因素讓此種重大的變革還未到來？

著有《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一人》一書的史丹佛大學資深研究員法蘭西斯福山認為[17]，自由民主和資本主義已成為普世標準。中國將像世界其它國家一樣，隨著所得提高，經濟成長無法滿足中產階級的訴求，通過逐步的經濟和政治自由化進程，中國最終會演變為一個民主法治國家。如果中國無法實現漸進轉型，則終將導致革命。

中國經濟學家茅于軾也有類似的觀點。他認為，中國以往依靠高投資帶動成長的模式已無以為繼，而且財富集中於掌握權力的少數家族，因此造成的貧富差距會進一步擴大。上述的背景必然會醞釀一次大規模經濟危機，特別是銀行/國企壞帳與房地產泡沫破滅所引發的金融危機，更是無法避免。但茅于軾認為金融危機對中國是一件好事，因為這將迫使政府實行經濟和政治改革。然而，如果和平變革不可能，那麼在中國一旦發生革命，結果可能是類似埃及似的長期政治混亂和經濟衰退。

以「威權主義的韌性」（authoritarian resilience）來解釋中國政治的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則認為[18]，中國的國力上升，維穩的資源龐大，尚能應付社會集體行動與網路新興工具的發展，加上積極（proactive）與具有適應能力，不斷尋找自己的弱點，強化統治的正當性，因此重大的變革、及觸發變革機制的事物（trigger）至今還沒有出現。但改變遲早會發生，由於欠缺強大的社會反對力量，其形態不見得會是如外界所預期的民主化。然而中國社會正在改變，某種現狀無法持續、無常（impermanence）的感受普遍存在，民眾對變革的預期逐漸成形。

喬治華盛頓大學政治學教授沈大偉（David Shambaugh）曾一度樂觀主張，中共與傳統意義上的專制體制不同，是一個可以不斷適應變化和挑戰的專制體制。他現在則認為，今日中國與晚清及中國歷史上的任何末代王朝無異。連中共自己都不相信共產主義理論，官員貪腐與社會矛盾嚴重，貧富差距日增。只需看看有多少中共幹部都已經把子女和財產送往國外（即所謂「裸官」），就可以瞭解中共黨員對自己的制度有多少信心。




[1] Mark Leonard, China 3.0: Understanding the new China,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2012.11。

[2] 報告中的文章是翻譯自他的專欄，〈這一次，變化真的發生了〉，經濟觀察報，2012.2.18。

[3] 報告中的文章與他的另一篇中文論文，論點相近。本文是對後者的摘要，見〈實現政治問責的三條道路〉，原載於《中國社會科學》2010年第5期。

[4] 報告中的文章是譯寫自他的研究報告，來源不明，相近的論點可見此篇訪談，〈維穩之道與新時期群眾路線〉，鳳凰網，2013.2.4。

[5] 潘維，〈中國模式：中華體制的經濟政治社會解析〉，收錄於潘維、瑪雅主編，《人民共和國六十年與中國模式》，2010。共識網轉載：上、中、下，2010.1.20。

[6] 報告中的文章轉載自 The Rumour Machine: Wang Hui on the dismissal of Bo Xilai, London Review of Books, Vol. 34 No. 9, 2012.5.10, pp.13-14。翻譯可見：〈謠言機器──談薄熙來事件〉，苦勞網，2012.5.14。

[7] 見〈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天涯》雜誌1997年第5期，與〈一九八九社會運動與「新自由主義」的歷史根源──再論當代中國大陸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原載於《臺灣社會研究季刊》（臺北），第42期，2001.6。

[8] 報告文章的出處為：王紹光，〈探索中國式社會主義3.0：重慶經驗〉，及崔之元，〈重慶實驗的三個理論視角：喬治、米德和葛蘭西〉。

[9] 對於毛澤東、薄熙來、習近平的一脈相承，可見：John Garnaut, Purge and renewal in China: the importance of Bo Xilai’s day in court, East Asia Forum, 2013.9.21.

[10] 儲百亮，〈中央秘密檔視憲政與人權為威脅〉，紐約時報中文網，2013.8.20，及明鏡網，〈中共9號檔全文〉，2013.8.19。

[11] 這裡對中國新左派政治觀點的彙整，參考兩篇文章：Andrew Nathan, China’s Political Trajectory: What Are the Chinese Saying?, in Cheng Li ed., China’s Changing Political Landscape, 2008; Mark Leonard, What Does China Think?, 2008, 被譯為《中國怎麼想》。

[12] 出處同註5。

[13] 汪暉，〈中國道路的獨特性與普遍性〉，北京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網，2013.4.13。

[14] 甘陽，〈中國道路：三十年與六十年〉，共識網，2011.5.19，原載於《讀書》雜誌2007年第6期。

[15] 〈習近平：毫不動搖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華網，2013.1.5。

[16] 陳子明，〈習近平進行“新道統”試水〉，德國之聲中文網，2012.1.28。

[17] 福山、茅於軾、沈大偉的論點，引自：〈共產黨還能在中國倖存多久？〉, BBC中文網，2013.9.22，譯自Jamil Anderlini, How long can the Communist party survive in China?, Financial Times, 2013.9.20.

[18] Andrew Nathan, Foreseeing the Unforeseeable,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24, No.1, 2013.1, pp.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