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六四看中國人權

王興中（東吳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

2013.6.4

六四：中國的二二八

今日是中國六四事件的24週年。從象徵的意義上來說，六四就像是中國的二二八，從這個角度來看，對六四的問題可以比較容易掌握。一般人所了解的六四事件，是從4月開始的學運到6月，主要是發生在天安門廣場。如同二二八不只是發生在台北一般，六四其實是個全國性的事件。在少數民族地區，如新疆、西藏，在1989年之前就已經發生多次示威與抗爭行動，也受到很嚴厲的鎮壓。在漢族的地區，我們之所以不太了解發生什麼狀況，其實是因為中共對六四的資訊封鎖得非常嚴厲。如果問從中國來的學生，他們多半只是聽過這個名詞，但不了解實際的狀況。

在中國，六四問題的敏感性，是超乎我們想像的。即使是六四的親歷者，到現在大多都還不敢談這個問題。正因如此，六四仍是這麼一個不被了解的議題。在資訊的全面封鎖下，六四「平反」的後續問題，包括真相的發掘、受難者賠償，與決策者責任追究等，就更無法被觸及。六四至今已過了24年，其間換過三次領導人，現任的領導人與此事件已經沒有直接的關係，為何六四還是很難平反？關鍵就在於六四牽涉到中共的合法性問題。中共一直自喩為人民的代表，尤其共產黨本身就發源於學運，在六四對人民開槍之後，這個代表性的神話就完全破滅了。在六四之後，中共只能靠「棒子與胡蘿蔔」來統治，一方面攏絡知識分子與企業家，另一方面對六四相關的資訊完全掩蓋、嚴厲監控，就是為了維繫一黨專政的合法性。

對於民間來說，六四給反對運動最大的教訓是，公民社會自我組織能力是民主轉型關鍵。一般認為，六四從改革契機轉變為一場悲劇，原因之一是民間運動者無法掌握時機，建立與中共高層改革派（如趙紫陽）合作協調的關係。無法掌握時機的原因，在於民眾沒有組織性，沒有辦法推派代表與政府內部做良性互動。這一點也是現在中國民間人士對民進黨最感興趣的地方，因為民進黨在台灣民主轉型的過程中，能夠超越朝野溝通的困境，促成和平轉型。


六四後中國人權狀況的制度發展

在六四之後，中國政府在人權保障上有一些正面的作法，例如提出「依法治國」的口號。1998年前後加入聯合國人權機制，簽署兩公約，並批准其中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公約。中國也參與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接受聯合國人權監督機制的定期審查。在立法方面，中國也有相當的進展，例如消費者保護法、行政許可法、物權法等，讓人民在法律上有合法維權的管道，不過實際上常常無法落實。在行政拘押方面，收容遣送的作法已有些許改良；警察機關與公安局可以不經法院審判就把人拘押的勞動教養制度，也有修改的跡象。在司法改革方面，律師的獨立性越來越高（但仍受年檢箝制）；審判獨立也略有提升。近來政府提倡「社會管理創新」，使NGO的活動空間有些微放鬆跡象。


中國人權的實際狀況是在倒退

上述主要是從法規制度的修改來看，中國人權並非沒有正面的進展，但實際上這些法規常常無法落實，總體來看，24年來，中國人權實際上不但沒有進步，反而還在倒退。

在公民與政治權利方面，大量的異議人士經常被限制人身自由；酷刑的現象在法律上被禁止，但實際上非常普遍。在死刑的問題上，現在全世界只有21個國家執行死刑，而中國每年處決的人數比其他所有國家的總和還要多。言論與集會結社自由也越趨緊縮，網路實名制即為一例。在宗教信仰自由上，所有宗教都受到嚴格控制，例如許多基督教會至今無法取得合法的禮拜堂。在參政權方面，最近舉行過基層人大的換屆，雖有差額選舉，但獨立參選者幾乎都無法實際參選。

在經濟社會文化權利方面，圈地強拆、環境污染、食品安全等都存在嚴重的問題。據報導，現在中國90%的河川都被汙染。教育歧視的問題也很嚴重，因為戶口的限制，很多人在城市工作，其子女卻沒有辦法在當地就學。更嚴重的是為政治目的而扼殺母語教育，例如在維吾爾、圖博自治區，以「雙語教育」取代原本的母語教育，實際上造成母語教學被邊緣化，其目的是要加強政治控制，維持大一統。

在少數族群地區，因礦藏開採與核子試爆所衍生的環境破壞與公共衛生問題極為嚴重。據外國媒體報導，新疆地區過去幾十年來的核子試爆，造成當地癌症發生率明顯高出中國其他地區，但很少獲得外界注意。現在新疆為什麼常會發生族群衝突造成死傷，是因為當地「維穩」不斷升級，尤其入戶清查的措施對居民生活與宗教信仰產生很大的干擾，激化族群衝突。在西藏自治區，包括拉薩，維穩已升級到「網格化管理」，每個居民小區都設有警察崗哨，所有人進出都要經過身分查核，甚至沒有當地戶口的藏人一律不得進入拉薩。可見少數民族的人權是越來越緊縮。\


新人新政？

從新任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上台至今的作為看來，外界對其新政已感到失望。他提倡的對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的「三個自信」（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或是在大學內的「七個不講」（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公民權利、黨的歷史錯誤、權貴資產階級、司法獨立），其保守程度更高於之前人大委員長吳邦國所說的「五個不搞」（多黨輪流執政、指導思想多元化、三權分立和兩院制、聯邦制、私有化）。


從維權運動到新公民運動

雖然體制的壓迫越形嚴重，但是民間的力量也在增強。九零年代時出現過組黨運動，都被嚴厲地壓制，但最近十年維權運動已有所進展，2003年被標示為「維權運動元年」，群體性事件暴增，加上網路圍觀，使得公民意識快速興起。2013年更被標示為「新公民運動元年」，顯示公民運動開始從網路圍觀等言論層面，發展到行動層面。例如網路上有人響應「同城飯醉」，即同一個城市的人同時聚集在一起。更頻繁的聚集，產生集體行動的意識，發展出後續的公民行動，例如近來受到關注的「小安妮事件」、在各地拉布條要求官員財產公示的「反貪八君子」等，雖然受到不斷打壓，仍有民眾繼續響應。

民眾維權行動增多，也產生了所謂的「新黑五類」：維權律師、地下宗教、異見人士、網絡領袖、弱勢群體。民間的論述，除了主張憲政民主的自由派，還有新儒家、新左派、民國派等等。


對民進黨的政策建議

民進黨對中國公民社會最大的吸引力，就在於對人權與民主等核心價值的堅持。因此在兩岸關係上，民進黨應該更加堅守這種立場，同時也要帶頭改變對中國人民的歧視語言及心態。有些陸生常表達不滿，認為民進黨沒有將中國政權與中國人民做區分，對中國人民存有歧視或傲慢的態度，這其實不利於兩岸人民的彼此瞭解。

此外，民進黨也應該有系統地整理與傳揚台灣民族運動和民主運動的歷史經驗，這對於將來中國的發展會有借鑑作用。再者，民進黨可以支持與鼓勵兩岸公民社會交流，讓中國的公民運動者與知識分子有更多機會到台灣來交流，將他們的台灣經驗帶回中國社會，發揮影響力。

更直接的方式，是聲援中國的人權與民主運動。例如加速推動政治庇護制度、聲援良心犯個案等；去年立法院已通過決議，收集中國良心犯名單，未來應善用這樣的機制，在兩岸交流中聲援中國人權。例如民進黨前主席謝長廷先生的微博帳戶被封事件，其實在中國的網路引起許多人關注，若能持續發聲，也可以對中國的網路與新聞自由發揮正面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