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靠著強勁的經濟力一路竄升，勢如破竹。然到了2012年，經濟開始下滑，貪腐橫行與貧富懸殊等等內政問題以及遭逢美國戰略圍堵的嚴峻對外關係，也同步惡化。可以說，2012年是個機會與風險高度交雜並立的分界年。在此時空脈絡下，香港政改方案的難產，讓人對中國的民主發展無法樂觀。一葉知秋，長此下去，香港會否成為中國顏色革命的搖籃，是值得關注的問題。
香港的政改方案是項針對2016年香港立法會選舉以及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的改革。泛民主派要求全面普選，北京和港府則主張，候選人必須是中央嚴格篩選過的愛國愛港人士；泛民主派認為這是假普選。6月18日立法會進行政改方案表決，結果政改方案以28比8，遭到否決。政改原地踏步，香港仍維持目前由1200人的選舉委員會選舉行政長官的方案。
從大局看，這是香港追求民主化再度受挫的象徵。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京港矛盾最直接的根源在於2003年，中央欲訂定《基本法》第23條有關「叛國、分裂、顛覆」等條文，引發民怨。自此，泛民主派與港府和北京之間的互信就沒修復過，心結日深，對立雙方根本無法聽進對方隻字片語。而北京作為中央政府，依其慣性仍對香港採取強硬的對策，其結果導致後來的佔中運動。
以目前北京內憂外患的狀況來看，泛民陣營與北京的互不妥協，會讓未來港中關係往長期對峙的態勢走。香港政改方案經過立法會投票否決後，中共人大辦公室發言人指責說:「這是香港『少數議員對抗中央』的結果。」此調說明，共產黨和泛民主派之間的對立已難化解。
而 如同過去的手法，北京並無釜底抽薪的改革方案，有的只是權宜的統治謀略，而在威勢與利益的操作下，香港內部嚴重分裂。例如，民建聯就認為，「與其向中央施 壓，還不如先和中央搞好關係」。香港內部不同調給予北京裂解與分化香港的好機會，並鼓勵北京回到「以我為主，對我有利」的傳統戰略軌道上:對泛民主的訴求繼續圍堵，然後再把香港矛盾推給特區政府去處理，讓香港社會擺盪在親中與反中兩股勢力的鬥爭與內耗之中，以漁翁得利。
然北京如果真得有此計，其如意算盤恐怕要失靈了。
當港中關係持續惡化後，親中派便會夾在中間，空間變小，容易被指不顧香港本土利益的「港奸」。這一次在緊要關頭，建制派上演戲劇性的集體出走雖有很多揣測， 但箇中或許與逃避心理脫離不了關係。畢竟，建制派的最直接利益仍在香港，北京是幕後操控大局的黑手，卻只想取利益而分割風險，試想，建制派情何以堪?集體出走或許也是緊急關頭的一種出於本能的逃避行為。
在反中勢力這邊，自雨傘運動催化政治覺醒以來，學歷高的市民、專業人士和青年人越來越傾向泛民的訴求與陣營。香港學運中，已有一股日益上升的自主意識，甚至 回歸香港民意，重新檢討《基本法》的訴求。學運領袖黃之鋒認為「基本法只是北京中央回歸前用來騙住香港人有民主回歸的條文，並沒有得到香港市民廣泛的認 可。」，這句話表明香港一群要求對基本法加以「翻案」的力量已覺醒，港獨或追求香港自主的勢力正在萌芽當中。
政治往往「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反中與親中的兩大陣營有各自的基本盤。在京港關係惡化的氛圍下，反中與親中勢力的消長如何，值得觀察，而今年七月一日例行的遊行的議題訴求、規模與氣勢，將是觀察兩陣營勢力消長的好機會。
泛民主派內部不和固時有所聞，但反政改一事彰顯其內聚力遠遠強於存在著嚴重山頭主義的建制派。建制派議員在這次退席事件所表現的四分五裂，甚至各懷鬼胎，顯 示內聚力與整合力有問題。眼前不只港中關係惡化，香港自身的困境包括失業、貧富懸殊與階級不平等擴大，都提供反中勢力成長的沃土。更多年輕人及各階層市民 願意為爭取民主犧牲個人利益，更將壯大反中派的陣營。此外，習近平乾綱獨斷的結果將使駐港官員不敢任意作主，以至於失去彈性作為。北京君臨天下的傲慢將無 法有效地柔性處理香港的任何民主訴求。
北京當前的內憂外患尚未止息，甚至還在惡化當中。政改方案未過關，意味著京港關係的一次挫敗。但奈何習近平也只能繼續隱忍。沒有順民主大勢的方案，維持現狀的隱忍，並未能消解結構性難題，只會逐漸侵蝕習近平的統治威望。
當周永康的判決比預料中要輕時，其實已透露出習政權遭遇某種瓶頸的窘境。在這種情況下，北京如想採「軟刑」對付香港，讓香港「自食亂的惡果」，其後果恐更難預料。畢竟，不好好處理，長期以往，香港或可能成為顛覆共產黨政權的顏色革命的搖籃，也說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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