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經濟不對稱依賴的問題根源，及香港經濟

2014.10.10


編按：最近的香港與台灣有許多連結，其中有政治，也有經濟，而兩方面都牽涉到中國。本期週報從經濟面的角度出發，收錄兩篇獨立又相關的文章。洪財隆副執行長探索兩岸經濟不對稱依賴的現象，與台灣應有的策略；香港的「佔領」行動，其背後也凸顯了香港對中國的經濟依賴問題，第二篇彙整近期外界對此的討論，以為參照。 

兩岸經濟不對稱依賴的問題根源

──兼談小國經濟戰略

洪財隆（民進黨政策會副執行長）

一、天然貿易夥伴的兩個「但書」

兩岸經濟發展階段不同，加上地理鄰近與文化、語言相仿，若無其他因素阻斷或干擾，本應是天然的貿易夥伴（natural trading partner），無論是源於市場分工佈局，或者透過經貿協議從事制度合作，其實都不足為奇，只是有兩個「但書」。

就現實層面而言，隨著全球化與技術變遷快速，一般國家在處理對外經濟整合的過程中，首要面臨的挑戰是內部的分配議題，特別是那些不具有「跨國移動」優勢的低階技術勞工，更可能飽受衝擊。晚近各國則多強調「社會包容性」（social inclusion）來做回應，透過利害關係人廣泛且直接的參與來取得政策、甚至政治的正當性。過去那種認為經濟整合必然帶來「涓滴效應」（trickle-down effect），遲早大家都會受惠的講法，說服力也日漸薄弱。

至於兩岸之間則因另有主權爭議，北京從來不諱言要以經濟手段為兩岸統一「創造條件」，兩岸經貿關係裡的政治企圖或「政策引導的經濟依賴」成分，當然也就不能假設或假裝「政經分離」而等閒視之。尤其是中國近二十年來的畸形經濟發展，造就了龐大的國有部門與權貴階層，兩相結合，也促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權貴資本主義，其外溢效果也正在荼毒香港，瞄準台灣。

台灣社會如何一方面務實面對我們經濟活動中，日益增加的中國成分，另一方面維持政經主體性（含選擇維持現狀的自由與能力），不因北京對我們的壓迫而流失、甚至放棄開放與多元等價值，確實已是無從迴避的挑戰。

二、台灣對中國的不對稱依賴現象

台灣對中國的經濟依賴或傾斜，主要指的是高達四成的出口銷往中國（含香港轉口貿易），以及目前已佔八成以上的對外投資，集中在中國一地。台商從1990年代中期之後大量前往中國投資，最先是傳統產業與中小企業因成本因素而外移，緊接著是電子資訊高科技產業與大企業，以中國作為生產基地的區域佈局，並由投資帶動以中間產品和零組件為主的貿易。

隨著中國經濟持續成長與轉型，從藉由大量投資與出口導向的成長模式，逐漸轉為倚重國內消費市場，尤其是服務業的蓬勃發展，台商投資中國的重心，也慢慢由製造業轉向服務業，這對具有語言與文化相近優勢的台灣資金與人才，帶來莫大的吸引力。特別是物流、金融保險、技術服務，以及近來異軍突起的不動產業等，這些產業跟當地法令、兩岸人員移動關係較為密切。

三、不對稱依賴的四大原因

台灣對中國經濟產生依賴，從市場面、政策面，再到經濟戰略層次，依序包括：中國經濟規模大且仍具成長動能、台灣內部的產業結構失衡、中國經濟民族主義興起，以及中國透過區域主義（FTA）對台灣進行圍堵式交流。詳述如後：

1. 中國經濟規模龐大且仍具成長動能

兩岸經濟整合加深，競爭程度加劇，兩岸經濟總福利可能擴大，但未必是台灣，也未必是閣下。

大國內部分工比較徹底，所以對外經濟整合或與他國互賴程度通常較低。小國則相反，所以在其他條件不變下，台灣很自然地跟周邊的中國形成「不對稱互賴」。[註1]加上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生產力大幅解放，以及中國的原本水位較低，擁有經濟「後發優勢」等原因，每年經濟成長速度快過台灣。[註2]這種相對經濟規模的日益懸殊，也是台灣面對中國時，壓力愈來愈大的根本原因。[註3]

另從比較利益與絕對利益法則來看，國家與個人適用比較利益法則，即使什麼都不如人，還是有其存在價值，只是必須忍受工資與生活水準下降。但企業與一國之內的「區域」則適用絕對利益法則，沒有競爭力就會被淘汰或逐漸蕭條。隨著兩岸經濟整合加深，貿易與資本、人員移動更密切，兩岸之間愈來愈像同一「區域」，因此絕對利益法則逐漸取代比較利益法則。除非台灣能夠維持領先並繼續創造新價值，否則中國此一較具活力的區域，就會吸納台灣絕大部分的資源。久而久之，台灣的經濟重心勢必更往中國轉移。認為經濟整合一定「利大於弊」的講法，如果未能考慮此一局面，恐怕也會失去全貌。

2. 台灣內部的產業結構失衡

出口地過度集中與電子資訊產業一枝獨秀同時發生，台灣外部經貿傾斜跟內部產業傾斜，其實脫不了干係。以電子相關產業為例，大約囊括了台灣總投資的六到七成，以及大概半數的出口（到中國從事下游組裝）。反觀韓國的產業結構就遠比台灣健全，半導體與面板固然佔最大部分，但船舶、汽車、手機及電腦家電等產業，也都佔有一席之地。產業結構須多元，風險才能分散，包括可藉以提高台灣因應中國景氣循環的調整能力，並緩和台灣對中國的經濟依賴問題。

3. 中國經濟民族主義興起

近年來兩岸經濟也已逐漸從互補轉為競爭，尤其是中國正透過國家力量補貼與扶植包括面板等特定產業，讓台灣企業飽受衝擊。未來兩岸經貿往來應強調促進公平競爭，降低台灣企業因兩岸規模與制度差異所面臨的不利因素。

另外，中國對企業的智慧財產權（IPR）保護不足，讓原本可透過專利商標收取權利金的台灣企業，也必須到當地市場從事實質投資才能確保報酬回收，這無疑也會迫使部分台灣產業必須外移到中國。

4. 中國透過區域主義（FTA）對台灣進行「圍堵式交流」

隨著世界貿易組織（WTO）多邊談判陷入困境，區域主義與自由貿易協定（FTA）盛行，台灣卻由於中國刻意杯葛而被排除在外。台灣以往在政治與外交領域方 面被孤立，但FTA風潮則進一步讓台灣的對外經貿拓展也處於不利的局面。尤其是，在台灣只能與中國發展兩岸經濟架構協議（ECFA），卻未能與美、歐、日與東協等重要經貿夥伴簽訂FTA的情況下，對台灣的國際參與、經貿空間，甚至內部的產業結構，都將產生嚴重後遺症。例如部分傳統產業（電子相關產品因為有資訊科技協定，大多免關稅）也更可能為了避免關稅差別待遇，加速外移到中國。長此以往，台灣經濟將加速邊緣化，並日益以中國為核心。

ECFA已讓兩岸經貿關係遠離多邊體系，而往更緊密的雙邊關係發展，台灣應以既有的經濟協議為基礎，積極尋求與重要經貿夥伴洽簽FTA，尤其是跨太平洋夥伴（TPP）與區域全面經濟夥伴（RCEP）兩大區域貿易協定，以維持對外經貿關係平衡發展。即使短期內如未能如願，也應該謹記，長期經濟成長的動能一定是源於內部，包括基礎建設、人力資本與技術水準等因素，因此台灣是否能夠利用經貿被邊緣化的威脅，做為推動國內改革的動力，反而才是關鍵所在。

總的來說，由於中國經濟規模、日益崛起（開放、生產力解放），台灣經貿活動帶有中國成分的趨勢恐難避免，但如果再透過政策加劇此一傾斜幅度，則屬不智。這無論是從總體經濟管理、產業發展、所得重分配或國家安全哪一條軸線來看，都是如此。可惜當前的政府嚴重混淆了政府與企業的角色。事實上，企業遵循經濟邏輯（利潤導向），以因應全球競爭並作區域佈局乃天經地義，但政府不能只有單向度的短期經濟利益思考，甚至只是個別產業的代言人，而應扮演「共同價值的守護者、不同利益的平衡者」。

四、戰略思維：內部才有著力點

過去這二十年來，無論是從國際外在環境，或台灣內部的人口結構、社會、經濟條件來看，都已經產生了劇烈變化，而這也是何以台灣經濟必須轉型、發展模式必須突破的最大理由。轉型與突破的速度太慢，對內導致了實質薪資停滯，對外則表現在兩岸經濟不對稱依賴此一問題上。根本解決之道還是在於技術升級與產業結構多元分散等市場面策略，單靠政策或法令約束的效果有時而窮。

另從「機會成本」（opportunity cost）角度來做思考，由於台灣就在市場規模大、成長快速的中國旁邊，此時內外資都一樣，投資台灣的機會成本很大。唯今之計，只有努力致力於建設自己，提高不在台灣投資的機會成本，才是上策。

根據以上分析，試擬因應策略有三：

1. 「由下而上」的產業政策：

傳統的產業政策思維是「由上而下」，這在當今技術進步快速、消費者市場變化萬千的年代，恐怕已經不再適用，尤其是政府的官員對市場變化的掌握程度，往往跟不上產業界的人。換句話說，現在思考產業政策應該要貼近市場與消費者的需求，包括國內與國外市場，不再只是代工與量產思維。

2. 「由內而外」的經濟戰略：

政策重心應放在優先整合內部資源、發揮經濟條件與社會制度優勢上面。透過內部市場（home market）來孕育具有特色與高附加價值產業，培養對外競爭力，而不是一味地強調貿易自由化，而忽略了產業政策和內外需求之間，所需要的相互支撐與平衡發展。

3. 「問題解決」導向：

透過解決國內的經濟、社會與環境等現實問題，來提昇生活品質、創造新的總體需求與就業機會。例如針對人口老化、少子化、住宅政策、青年創業與就業、新型農業發展、綠能環保等重大問題提出對策。



附註

[1] 2012年台灣出口大約3000億美元的產品，其中超過1600億美元是輸往中國大陸（含主要是轉口的香港），比例上來說近幾年大概都穩居4成上下，但從中國的角度來看，從台灣進口這1600億美元，充其量也只不過佔其總進口的7％，不到1成。

[2] 根據數學上的「70定律」（增倍所需時間乘以成長率等於70），以中國近年來經濟成長率大約每年領先台灣5％來作計算，等於每14年（70除以5）經濟規模就會兩倍於台灣。

[3] 規模較小的一方會比較脆弱，因此容易受到要脅，因為一旦終止所必須負擔的「調整成本」也會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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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雨傘革命」背後的社會經濟趨勢

針對中國人大常委會封殺香港真普選的決定，香港學聯與學民思潮等團體發動罷課，佔領中環運動的支持者隨即加入，迅速演變成20萬人佔領香港街頭的大規模示威抗議行動。習近平22日在接見香港工商界代表團時表示，要堅定貫徹「一國兩制」，也強調「一國兩制」讓香港保持了繁榮穩定。無獨有偶，習近平在26日接見台灣統派團體訪問團時也首次提到，要繼續以「一國兩制」作為解決台灣問題的基本方針。

如同台灣今年三月的學運，已持續3週的香港街頭示威，背後的成因複雜，其中在社會經濟面的共通之處，是與中國經貿往來對本地經濟的衝擊。台灣民眾對於服務貿易協議通過後可能帶來的所得分配與產業發展問題，有強烈的疑慮；香港在主權移交後，與中國經貿融合，多數人生活卻越來越痛苦，更令許多香港人憤怒。「雨傘革命」在某種層面上，即包含了這種集體情緒的宣洩，有外媒評論將之與「佔領華爾街」相比。

紐約時報的報導即點出，和中國距離拉近後的發展，給香港的金融、貿易、零售和房地產業帶來了財源。然而平均工資成長已經停滯多年，住房和日常生活開支也暴漲。這種社會經濟兩極化的緊繃與對立情勢，是示威背後的民意潛流。對此，彭博社的報導，以圖表精要地呈現出7個香港經濟的負面轉變：

1. 房價：以「住房負擔能力」（housing affordability）──即中位數房價除以中位數家庭所得──而言，香港高居世界第一，為14.9，高於第二名的城市溫哥華（10）甚多。高房價對於物價有帶動效果。

2. 物價：在1997年移交前，平均年物價膨脹率是-0.5%，之後是3.4%。

3. 遊客：自從CEPA簽署以來，中國到香港的遊客不斷暴增，擁有720萬居民的香港，2013年湧入了5429萬多名遊客，其中大陸遊客有4070萬，佔全體75%。港府報告預測，2017年訪港旅客總數會升至逾7000萬人次。另據香港旅遊事務署的統計，其中有58%都是當天來回者，這對於當地社會資源與市場造成的排擠效果，嚴重到港人對「內地」人以「蝗蟲」稱之。

4. 所得不均：根據2011年人口普查結果，香港的吉尼係數已達0.537，高於世界銀行定出的警戒線（0.4）甚多，甚至高於中國的相關統計（0.47）。另外，根據港府自己的統計，香港去年有130萬人（19.6%的人口）生活於貧窮線（中位數所得除以2）之下，而百萬富翁的人數增加35.7%。人口普查也顯示，在CEPA實施後，薪資水準倒退回10年前。

5. 空氣汙染：PM 2.5的日均水準為34，大大超過WHO所定的警戒值（10）。

6. 大學生人數：這較不為外界注意，但是「內地」大學生入學人數屢創新高，因為這些學生畢業後能繼續留在香港求職，這對香港本地的勞動者也產生極大的競爭壓力。

7. 產值：以GDP而言，香港已經被上海與北京超越，其地位已經下降。另根據統計，香港GDP與出口佔中國整體的比例已不斷下降，去年GDP佔比約3%，出口約17%。當然香港的重要性不能只以GDP來衡量，其資本市場、人民幣離岸中心，與在人民幣國際化過程中的角色，對中國來說都是無可取代。



這些現象是如何形成的？許多研究都注意到，這些問題不僅是與中國經貿緊密融合的問題，也是中國模式輸出的後遺症。新社會智庫的《台灣「香港化」？中國統治香港的啟示》專題研究，探討中國統治香港的各種手法。如同吳介民所說，經濟蠶食政治，是「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寫照。

當然香港的經濟現狀，與港府本身的政策也有極大的關係，之前對於「地產霸權」的討論，反映了港人對港府土地政策與地產集團壟斷的厭惡。與此相關，經濟學人創造了一項「裙帶資本主義指數」（the crony-capitalism index），其所定義的「裙帶經濟部門」，是經濟中牽涉到容易形成獨佔與需要政府特許或介入的行業，香港在這方面的財富比例（即指數）高居第一，可見其經濟過度集中與依賴中國的嚴重性。

天下雜誌近期的專題也針對香港，探討「一國兩制」的代價。其引述香港《明報》的調查指出，中國資金挹注，影響層面遍及地產、零售、觀光旅遊等產業。中國的移民、遊客、投資等，加速香港房價物價的飆漲，及貧富差距的擴大。香港的經濟過度集中於金融、商貿、專業服務與旅遊等服務業，也過度依賴中國。中港融合，讓「國際的香港」變成「中國的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