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昭明
2013.5.29
［編按：在習近平提出「中華民族復興」的中國夢之後，近來中共官媒對於毛鄧兩時期的定位、憲政民主、黨性等問題，不斷發出強硬言論；官方也陸續提出「七不講」、「加強高校青年教師思想政治工作」十六條意見等思想管束要求。（請參見5.15以來的日報）這是否代表在意識形態上的「向左轉」與空間緊縮？是否是為即將展開的紀念毛澤東、整黨與十八屆三中的經改預做準備？
對於中國過去的再詮釋，關乎中國政經模式未來的轉變。歐洲外交關係協會於2012年底編撰《China 3.0》報告，邀請中國的學者專家就中國未來走向提出看法。民進黨中國事務部於今年2月底舉辦了「臨界點上的中國──中國3.0」討論會，即以這份報告為基礎，探索新形勢下的中國。曾昭明先生在討論這本報告時，以大歷史的角度提出一個問題：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是一個未完成的現代民族國家建設嗎？本文是根據其意見整理而成。］
觀察架構：以30年為單位的政治經濟週期
《中國3.0》的觀察架構基本上是將中共自建國以來區分為三個階段，各具有其政治、經濟及外交特徵。在「中國1.0」（1949-1977）的階段，以毛澤東的計畫經濟、列寧式黨國體制及「輸出革命」的外交政策為特徵。鄧小平啟動了「中國 2.0」（1978-2008），其特色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上維穩，及「韜光養晦」的外交政策。至於「中國 3.0」，則從2008金融風暴後至今。站在這個新階段的起點，中國知識份子從不同的理論與價值視野出發，對中國何去何從的探討也呈現百花齊放的樣貌。
關於中國的經濟危機方面，目前的中國所面對的是如何處理不平等、如何重新平衡經濟，以及融入全球經濟後如何保持經濟穩定的問題。在中國的政治危機方面，面對着社會內部摩擦加大以及五億網民，中共如何維持政治穩定？至於中國的全球角色也面臨了新的挑戰，「韜光養晦」策略不再可行，未來中國要如何使用其權力（例如處理與週邊國家的紛爭）？
《中國3.0》也關注未來歐洲與中國的關係。歐洲的中國議程包括貿易與投資議題，金融監理的公共債務議題，生態領域的能源安全問題、氣候和環保議題，以及國際政治，尤其在中東與亞洲，歐洲跟中國將在這兩個地區有合作的機會。
歐洲外交委員會的另一篇文章〈中國在十字路口〉（China at the crossroads）則認為，中國3.0的新議程在政治上是推動權力制衡（問責），在經濟上為推動永續性的成長，平衡國際經濟，減少對美元的過度依賴（分散貨幣儲備），在國際方面，則認為中國應支持區域整合、多邊體系和國際規則，而非盲目的地緣經濟和地緣政治競爭。種種改革的停滯不前時將會更強化中國的政治威權主義，並將導致國際衝突。而倒過來說，其他國家的中國政策也都面對著同樣的議程，也都面臨了同樣的十字路口。
是中國1.3，而非中國3.0
中國的發展有其連續性，而非截然不同的三個階段。其共通特性可以吳介民教授的話來表明：「『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才是中國模式的預設基底」。要判斷中國的整個發展，這個政治邏輯比其他判準更原初也更有效。
毛鄧時期的連續性，在於他們都是歐洲絕對王權主義「開明專制」路線的復刻版，也都是以專制手段達到富國強兵的整體性國族建設方案。因此我提出一個疑問：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是一個未完成的現代民族國家建設嗎？「班納迪克•安德森—吳介民」命題認為，從十九世紀甲午戰爭以來的歷史軌跡來看，中國正在從傳統帝國（「天朝」）轉型，但現代性的民族國家建設尚未完成。那麼中國1.3的發展，就是要完成尚未完成的民族國家建構。但如果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整體就是一種獨特的民族國家建設方案，而非我們想像中的「現代型」民族國家呢？
例如日本評論家柄谷行人，就在《世界史的結構》指出，中國所謂「社會主義革命」實際上具有「帝國的重建」的性質。十九世紀全球性「世界經濟」興起，舊的世界帝國與新的資本主義世界帝國發生碰撞。舊帝國的核心、周邊、亞周邊的地緣政治學結構和差異，以獨特的方式重現於全球性的「世界經濟」之中。舊帝國的周邊，成爲了殖民地，亞周邊則適應「世界經濟」，乃至進入了中心。但是俄羅斯或者中國這兩個舊帝國由於抗拒成爲「世界經濟」的邊陲，於是轉而構築新的世界體系。
一般的民族國家建設是由「資產階級革命」所啟動，經過盧梭式人民主權的市民革命歷程，將世界帝國分解爲諸多民族。但是「社會主義革命」則提供了另一種政治策略，馬克斯主義將階級問題置於民族問題之前，使得帝國在進行經濟社會轉型時避免了裂解的命運。就此而言，俄羅斯與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無意中成爲「重建帝國」的作爲。
因此「社會主義革命」也是一套獨特的民族國家建設方案，所謂的「社會主義革命」，也促成了「民族國家」的形成。柄谷行人曾說：「毛澤東在中國的獨裁，完成了絕對王權在歐洲相同的作用，」也就是說，「讓分爲各種地區、民族和身份的人，作爲臣民而同一化，結果形成了國族的主體。」歐洲絕對王朝是現代民族國家的基礎，而毛所領導的共產黨革命則建立了民族國家的基礎。柄谷行人的潛台詞是，新中國就是繞過了市民革命的民族國家建設。
中國權貴官僚壟斷資本主義及其危機
從經濟層面來看，中國的資本積累策略是國家主導的李斯特型趕超策略。在政治上，中國的國家統治策略是以民族復興爲號召的黨國體制。兩相結合即形成了所謂的「權貴官僚壟斷資本主義」。
中國的李斯特型積累體制經歷了三個階段的變化：
1. 自力更生 ：國家社會主義下的資本原始積累（蘇聯援助，以及以蘇聯爲師）。
2. 改革開放：從內向型積累到外向型積累，參與國際循環的掠奪型發展。
3. 中國1.3：從外向型積累再次轉向內向型積累，即依賴國內市場。
所謂李斯特型的超趕發展策略，不是新產物，而是歷來成功的資本主義晚發展國家均會採取的典型國家戰略，從美國到德國、日本，在現代市場經濟發展的初期階段，無不如此。這種經濟成長策略的基本任務，在完成從農業經濟轉型到工業經濟的結構改造，在過程中依賴著所謂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原始資本積累」的基本結構，以有效率的方式榨取農村資源，來擴充工業發展和城市經濟的空間。這種李斯特型的追趕策略，基本上是一套以「民族主義」為動因、為正當性理由，並且以此「富國強兵」為導向的經濟體制。由於為加大和加速經濟發展，在過程中也就因而勢必蘊藏著潛在的危機傾向，呈現為各種明顯的社會、生態代價：例如公民身份差序格局（城鄉二元體制）、貧富階級差距擴大（農民、下崗工人、民工）、生態資源加速破壞等。此外，不容忽視的是，在歷經戰後六十年的發展歷程後，中國以追趕發展為特色的李斯特型積累策略，正面臨著成長動力耗竭的困局，顯現在所謂「路易士拐點」的出現，以及與資本主義先進國家之間技術和生產力落差的縮小等。
粗略地說，從資本主義經濟的歷史來說，中國要突破李斯特型積累策略成長動力耗竭的困局，而建立穩固的內向型積累體制，主要有兩種策略形態：凱因斯型的積累策略（以擴大農民和勞工的所得與福利為主），以及熊彼得型的積累策略（以城市中產階級為主）。前者會遭遇到既有的利益階層的地址，而形成多層次的社會與政治的改革障礙，後者則走「高、新、創」產業，主要受益者是城市中產階級，利用目前既得利益階層的動能，但也將會遺留下社會階層落差和貧富不均持續擴大的「危機社會」格局。
從政治上而言，與中國的權貴官僚壟斷資本主義相配套的國家策略就是中國的「民族復興黨國體制[i]」（中國天朝主義）。這種國家策略，當然也有其自身獨有的危機傾向：一方面，從現代民族國家的運作原理來說，以「人民民主專政」為名的而成立的民族國家黨國體制，始終面臨著正當性匱乏的危機，而國外學者所指出的「偽裝爲民族國家國家的『世界帝國』」的發展趨勢，也將激勵中國在與世界的互動和關係上採取冒進的擴展政策和霸權措施。
民族國家與帝國：漢納鄂蘭—柄谷行人命題
就中國的「帝國重建」的國家統治方案來說，政治學者漢納•鄂蘭在《極權主義的起源》書中，從近代民族國家的基本構造來分析，認為民族國家的擴張無法形成「帝國」，反而會在自身的擴展行為創造出新的民族國家（或者說，激發其他民族國家的抵制）。在她而言，這是因爲近代民族國家的誕生，乃是是對舊世界的古典「帝國」體制的否定與分裂，民族國家的前身—「絕對主義主權國家」，就是以反對「帝國」原理而產生的。
柄谷行人於其新作《世界史的結構》，則擴充此一觀點，認為在原本的「世界帝國」（如中國和俄羅斯）的範圍內，回歸「世界帝國」（以「文明」的形態成立的文化或宗教的共同性）的衝動依然存在。德意志的「第三帝國」，和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都可以看成是由單一國民國家主導朝向帝國的回歸的前例。二戰日本是以東亞儒家文明中心的姿態，意圖主導此回歸，而這也是今天中國的態勢。
權貴官僚壟斷資本主義
「面對權錢結合時的中國思想界。對於權錢的結合，既要規範權力，也要規範市場。但更重要的是要切斷兩者結合的鏈條。」（孫立平）
吳介民對於「權貴資本主義」的談法，是從社會內部的階級關係切入，因此認為必須區別中國政權、中國官僚資本和中國社會。而香港評論家陳冠中「中國天朝主義」的談法，則是從中國國家策略的角度切入。因為李斯特型的後發「資本帝國」，如二十世紀初期的德、日，國家與資本是難以區分開來的，國家即資本，資本即國家，形成官僚資本與權貴資本的一體化和階序化。
清華大學學者孫立平在〈中國現在需要警惕的是轉型陷阱〉一文中提出「轉型陷阱」，即國家在行政能力繼續強化的前提下，通過權力重組市場因素，實現對資源的高度壟斷。所謂中國模式就是在這樣的體制中派生出的發展模式，新體制是以總體性權力與市場經濟的結合為特徵。
在中國關於政治改革的討論中，可以將新右派的立場歸納為呼籲黨國體制主導下的代議民主，而新左派則可歸納為黨國體制主導下的參與民主。「左」為對體制中「市場」或「資本」因素的警惕，呼喚「權力」因素；「右」為對體制中「權力」因素的警惕，呼喚「市場或資本」因素。新左派和新右派分別要對付市場和國家，但權力與市場因素相結合的新體制已逐步定型，結果是兩派的主張皆歸無效，反而可能被既得利益集團借用為利益最大化的手段。
其結果是社會與政體關係越來越失衡，包括區域和城鄉間日益嚴重的不平等，及統治精英和人民間日益增長的緊張關係。以精英為基礎的排他性執政聯盟和弱勢群體趨於邊緣化的局面同時固化，「改革」成為財富掠奪的戰爭。而政治參與和利益代表的有效渠道缺乏，造成了一種環境，其中不能捍衛自己利益的社會團體被迫要採取高風險的集體抗議方式，去發出他們的要求以及獲得補償。
天朝主義與國際關係
報告中，閻學通預測，中國的下個十年是否定多極世界，主張二極世界和二元性的競爭；否定經濟優先，主張經濟爲政治目標服務；否定不結盟原則，發展與俄羅斯等國家的聯盟關係；否定不干預規範，發展與中國力量相當的國家干預能力。這是中國天朝主義版本的「大國責任觀」，即中國將對其盟友提供經濟援助、直接投資和安全保障，藉由一系列的干預措施來保護中國的國家利益。
而另一位學者則預測，天朝主義的下個二十年，中國經濟在規模上將超越美國，達到美國的兩倍；中國將成爲世界最大的國內市場。中國將成爲世界最主要的外國投資來源；中國將成爲西方國家企業、品牌、智慧財產權、和資產的最大買家。
在未來二十年，中國國家力量與國際體系運作之間的最主要矛盾是，雖然中國的足跡擴展到全世界，但是驅動中國國際政策辯論的最主要動力，卻將會逐漸由國內勢力所決定。中國與世界的結構性關取決於中國內部結構，及這個結構下權力集團各個派系的動向。
中國轉型：美國道路與德意志道路的拉扯
八０年代房志遠曾指出「官僚主義者階級」和「工農勞動群眾」之間的矛盾不但依然存在，而且有日益尖銳的危險。只有用「改革」（改良）的方式來逐步解決官僚體制問題，建立社會主義民主制，從根本上解決官僚主義者階級的問題，才有可能避免因矛盾的激化而爆發革命。中國80年代民主運動的共識是告別革命、支持「由上而下」的改革，推行和平的、漸進的改良。但從資本主義發展史來看，中國的發展路徑很難避免暴力。
「由上而下」的改革最成功的兩個典範是俾斯麥的德國，另一個則是日本。這兩個國家也都採用李斯特型策略，即德意志—日本道路。同時間崛起的則是美國，其形成內需市場的道路是福特主義和凱因斯式福利國家。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美國經歷了從內戰到統一的國內市場和金本位制（吸收歐洲投資）、從反金權的進步運動到反托拉斯立法、從工會抗爭到集體協商的道路，其間歷經各種市場和社會改革。
中國和平完成改革的機會有多大？中國1.3在社會層面很難是平和的過程。經濟發展動力以及中國對外關係的動力取決於內部因素，而且是社會因素，但不一定是公民社會，和平的對話討論、審議的民主等。然而，從大歷史的角度，中國「由上而下的改革」無法避免極端的民族主義以及帝國擴張的傾向。
[i] 即所謂「五七體制」。在1957年反右運動中，確立黨對言論、出版、結社的絕對控制，同時也確立城鄉隔離的二元體制（「非農業戶口」與「農業戶口」），此一制度將將農民強制留在農村，承受趕超工業化的代價。這是中國經濟發展中最重要的制度環節，相當於美國南北戰爭前的奴隸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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