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濁水
2013.5.10
［編按：本文改編自民進黨中國事務部委託林濁水先生執筆的研究報告，但不必然代表民進黨立場。因為原文較長，分成三篇，今日為完結篇。］
（二） 象限II：兩岸和諧
和中國建交，並和中華民國政府斷交後，國際社會以曖昧的字眼「不承認」台灣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時「維持台灣法律未定的現狀」。然而中國和台灣的藍綠，對「現狀」都不滿意，希望予以改變。
對法律地位未定的現狀來說，追求統一就是要改變分立的現狀；追求獨立就是要改變台灣不被承認為合國際法主權國家的現狀。因此統派、獨派和維持現狀派的目標便分別是：
A. 統一途徑：1. 防獨：維護台灣不被國際承認為法理獨立的現狀；並緊縮台灣被以事實獨立對待的空間。2.促統 ：改變分立的現狀。
B. 獨立途徑：1.防統：維護分立及被國際以事實獨立對待的現狀。2.促獨：改變台灣不被承認為法理獨立國家的現狀。
C. 維持現狀途徑：1.不統 ：維持分立及被國際以事實獨立對待的現狀；2.不獨：維持台灣不被承認為獨立國家的現狀。
無疑地，民進黨成員中如前面提到的涵蓋了維持現狀、穩健獨立、激進獨立三個途徑；而國民黨則從清一色統一途徑，「與時俱進」成統一途徑和維持現狀途徑；中國則迄今統一目標和反獨立場不變，但是實踐統一的途徑策略在60多年中有幾階段的巨大調整。結果是，就短期來看，北京對台立場和作法非常僵硬，但長期來看，作法則逐步牽就現實而有巨大不同（包括國民黨更是如此）。這種調整對兩岸和諧當然造成了正面效果。
中國調整的核心精神有三：
A. 結束未定狀態手段由武力解放轉變為純政治性的和平招降，再轉變為以商促統；
B. 1970年代末期後，先是把兩岸事務當「國共兩黨家務事」號召一國兩制的和平招降；再轉變為借台商參與改革開放並借以轉變為以商促統的力量，同時把兩岸統一大業從只和國民黨談，變成「也寄望於台灣人民」，再進一步要和「鐵桿深綠」交流；
C. 對分立的現狀雖無法肯定，但逐漸習慣。
例如在個案上，改革開放後為了歡迎台商定位台商比照外商待遇。通案上，到了2005年正式宣布兩岸定位為「兩岸尚未統一，但同屬於一個中國的事實從未改變」 [1]，等於宣布分立現狀並非非法；2012賈慶林再宣布「兩岸從各自現行規定出發⋯雙方可以求同存異」，又等於承認台灣既有法體系並非非法。
基本上60年之中，在政治面，紅藍綠無論在立場丶策略、作法上都有巨大轉變，可分成三大階段：武力階段、和平解決主權階段、先經後政階段。相應於大方向調整，兩岸在中丶短期頗有波折，如中國飛彈演習，台灣烽火外交等，但長期趨向和諧。（各階段三黨策略對照請參考圖7）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對台政策的和緩與否，不只是純政治上統戰的考量，也關連到經濟戰略的考量。 [2]
圖7：綠藍紅路徑變遷
對於和諧或和平這一個强項，國民黨除了正面操作外，甚至透過北京進行反向操作。中國「觀瀾書院部落格」登了一篇驚人的《台灣問題——劉亞洲在某軍區空軍政治部的講話》，文指2000年大選時「3月14日，連戰派人給大陸帶話，只有8個字：情況危急，請求支援。遂才有3月15日朱鎔基總理在記者招待會上那段聲色俱厲的講話。」就是大家印象深刻的「不要選錯人」的武嚇。
有時北京也自行操作，典型的例子就是1996年台灣總統大選以飛彈演習恫嚇台灣必須支持北京屬意的候選人才有和平。這兩次藍丶紅在大選時對和平牌的操作，明顯都是操作過頭，適得其反的例子。
和諧和平雖然是藍營主場，但有時綠營也會很意外地偶有操作機會。1995年中共制定＜反分裂國家法＞就是這樣一個意外的機會。沒有任何專制或民主國家打仗需要立法取得法源的，因此＜反分裂國家法＞與其說是民進黨說的「武力犯台授權法」，不如說胡錦濤以犯台三條件以應付喚打喚殺的鷹派的緩兵計。該法等於只要台灣未牴觸三條件，則「分立的現狀即非非法」。但該法既然為了堵鷹派之口，法必須出現張牙舞爪的姿態，於是民進黨便得理不饒人地據以動員群眾的憤怒，並成功地發動了規模空前的群眾遊行。民進黨的策略的成功，從陸委會一項民調充分顯示出來。
2002年到2004年底前，台灣社會認為中共對我國政府有敵意的在56.8%到70.9%間浮動，平均約63%，但2004年底跳升到79.4%,創歷史新高，這對民進黨獲得民眾支持當然十分有利；但該法通過後，中共不只未有動武跡象，反而因為該法等於確認「台海分立狀態並非非法」，所以水果零關稅，務實統戰得以層出不窮地推出，於是社會認為中共對我政府有敵意的創歷史新低，陡降到45.4%，而此後在陳水扁執政期間最高從未達到67%，平均才5成出頭，低於之前約一成，這整個過程對訴求反共的民眾顯然是「得到極短暫的戰術勝利，付出長期戰略的傷害」，又是操作過頭反而受損的再一個例子。
為了緩和兩岸主權立場的緊張，創造兩岸和諧，依建構主義採取一定程度的互為主體文化觀建構文化認同是2002胡溫上台後一個全新的作法。 [3]
1990年代中期後國際上開始盛傳「中國威脅論」，終於逼使美日簽訂安保新指針，復活了島錬圍堵態勢。等到胡溫上台，採取建構主義途徑，2003強調中國是「和平崛起」，2004年進一步改成「和平發展」，提出「對外謀求和平，對內謀求和諧，對台謀求和解」的「三和」大政方針。 [4]
這主張放在國際政治上並不成功，但用在兩岸卻是有不同。兩岸方面，政策重心擺在「積極務實統戰」，2003年兩岸開始「包機直航」，雖然此後，2004台灣大選時朱鎔基武嚇，2005年又制訂〈反分裂國家法〉，而反分裂法凸出2000年對台政策白皮書中的「兩岸尚未統一，但同屬於一個中國的現實從未改變」的主張當做立法的基本精神，也等於是此後對台政策將在承認兩岸分立狀態「尚非非法」的立場上務實推展，在反分裂法震撼後，水果零關稅等政策接續推出，2007年，台灣大選的前夕，胡錦濤在中共十七大報告中說「中國是兩岸同胞的共同家園兩岸。13億大陸同胞和2300萬台灣同胞是血脈相連的命運共同體」 [5]，2008年台灣大選，中國不再武嚇。2008年之後除了迅速和馬政府簽訂三通，ECFA兩協議積極進行兩岸經濟整合之外，更在兩岸文化政策上採取革命性的作法。提出「胡六點」，主張「台灣文化可以豐富中華文化」，既承認了台灣文化的特殊性，又肯定台灣文化既不中國文化衝突，還有正面貢獻。[6]這是中國對台文化政策的大轉變。在這以前，北京對台灣文化政策基本上是和國民黨一樣，採取一元主義的大漢沙文主義。
2000年後，失去政權的國民黨痛定思痛之後，對文化本土化進行批判，把文化戰略定調為「本土化就是去中國化」應予撥亂反正。中共呼應國民黨這立場於2001年在廈門大學舉辦《中華文化與兩岸關係論壇》的學術會議，批判「文化台獨」成為會議的主軸。
「胡六點」跳脫中國文化台灣文化對立的窠臼，採取承認台灣文化的特殊性和相對立體性，還進一步肯定過去被藍紅共同當做毒蛇猛獸的「台灣意識」。希望在文化上已尋求和解，並予以納編，以為政治的統一創造基礎。今天北京積極倡議兩岸文化協議，基礎就在這裏。
儘管中國努力建構，但在政治認同上台灣迄今沒什麼認同兩岸是命運共同體的直接呼應 [7]，但問題沒這麼簡單，兩岸不只非營利的文化交流日益頻繁，文化商品的流通更升溫更快，過去文化商品，如流行音樂，台灣是片面向中國傾銷，現在中國電視劇反而盛行於台灣。不只如此，過去中國都已經透過巿場的吸引力進行對台灣文化商品、歌手等的思想審查和認同改造，今天讓文化商品承載政治價值進入台灣的作法當然也不會放棄。
文化還不只可以是商品，也同時是通路媒介。事實上當中國逐漸由台商的工廠轉變為台商的市場，台商在中國從外銷轉內銷時，台商就必須處理過去不必處理的面對中國大陸文化，並讓商品調適的問題，更不用說，以中國為工廠時，實質上中國經濟依賴台灣程度比台灣依賴中國為甚，但這在以中國為市場時，主客關係將大幅易位。
因此，中國內需市場的出現也因此既提供台商新的機會，更附帶了台灣新的危機，而這處境出現，使中國文化建構工程的出台適得其時。
（三） 象限III：經貿交流順暢
儘管2000後，在北京對台冷處理，「察言觀行」，兩岸經貿上仍能有「境外轉運」和小三通兩樣進展，甚至在兩岸政治關係最緊張的2004至2008之間，也開展了包機直航，為未來三通打下基礎。但兩岸更和諧無疑將更有利於經貿關係的協商，因此兩岸的三通和ECFA都是在2008年馬總統上台才談成的，這是不必討論的問題；應該討論的是，兩岸經貿的實質發展和談判順暢與否，除了政治和諧關係之外，還有兩個關鍵性的影響因素：
A. 兩岸的政治定位：
這在第二象限己提到了，現在進一步說明。
在分立長期化的現實制約下，國共政權不只對內必須以實際管轄範圍做為國家施政領域，在建立健康互惠的兩岸交流關係上更有這樣的需要。交流時，中國在情緒上縱使做不到把涉台事務當做國際涉外事務，但在處理實務的理性要求之下，把對方當做或至少等同、比照另一國，卻是一個不得已但必要的的安排。
1979年人大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後，中國務實地把台商準照外商或僑商，1988國務院更公佈《二十二條》正式認定台商「準照外商」。由這裏開頭，此後在擬定兩岸交流秩序時不論是中國或台灣，各自的片面立法或雙邊協議，這種彈性處理就成為重要原則，雙方愈依這原則，則交流愈順暢，愈堅持兩岸一國的主權教條，則障礙、糾紛愈多。如三通談判就是因為國共都同意兩岸海運是「國內航線」而引起了砂石輪抗爭風波，簽ECFA時因較彈性便因而有進展，最近台商投資保障協議又因北京缺乏彈性而引起台商強烈反彈並且陷於觸礁。
B. 兩岸產業戰略：
三通也一樣，國民黨政府本希望三通後，依據自由貿易的原則使台灣的海港成為「亞太轉運中心」，但又放不下一中架構下的經濟民族主義，所以把兩岸航線談成國內航線，藉以把外國船排除兩岸航線之外，結果佔台灣97％掛外國旗的權宜輪和像快桅等外國船隊都一齊被排除兩岸航線之外，快桅因此退租碼頭，轉運中心成夢一場。
1988年時台商可以比照外商，到了2008年三通時，兩岸卻非堅守國內缐原則並使原來可以行駛的權宜輪中斷，和政治上緩和的方向完全背道而馳，這明顯是受到政治之外的因素的影響，那就是兩岸產業戰略的角力：當中國亟待台商資金技術的投入以參與中國經濟改革開放時便放鬆尺度把台商定位為準照外商；但三通談判時唯恐高雄港在三通後真的成為國民黨財經專家規劃成為亞太海運中的hub而中國的港口成為spoke的緣故。
奇特的是民進黨執政和中國交涉時非常堅持三通時不能排除權宜輪在兩岸間攬貨，但下野後國共三通協商時民進黨卻沒以這立場強烈監督馬政府的協議。無論從台灣整體政丶經利益或國內政爭利益都是重大損失。
從三通談判開始，決定兩岸經貿交流順暢與否的就不只是兩岸政治和諧與否而已，同時也受到兩岸產業戰略的合致與否的制約。緊接著的ECFA談判就是如此。
通則是，貿易自由化，固然會使自己的弱勢產業受到進口衝擊愈加困窘，但卻也同時會使自己的強勢產業如虎添翼，出口更暢旺，經濟將在弱勢者付出重大犧牲後產生所謂「正向」的發展和淘汰。因此民進黨在經濟學者建議下強烈訴求「ECFA會讓大企業得利；中小企業農工受害。」「弱勢產業將遭到重大衝擊、影響生計。」
不料北京卻將計就計逆向操作一再依民進黨的攻擊而調整條件，最後和馬政府協商出「大企業封殺，中小傳產，農產讓利清單」，令民進黨啞口無言。
ECFA首輪清單，國民黨對台灣的優勢產業如面板、石化上游產品、高端精密機械、汽車整車等不敢力爭列入清單。中國策略很清楚也很有魄力：不讓台灣優勢產業發揮長處，同時以讓利為名讓台灣守住在國際上已喪失競爭力的產業。最後的清單就這樣簽了下來。這清單展現的精神完全和各國推動自由貿易的策略完全相反，無以名之，只能叫「產業反淘汰清單」。談出這樣的清單，關鍵全在兩黨面對經濟自由主義和保護主義發生矛盾時，都沒有能力做有魄力的選擇， 而且都忽略了要由兩岸產業關係已從上下游互補進入到愈來愈平行競爭的角度看問題，對於中國現階段「騰籠換鳥」追求技術升級的國家產業戰略和拉攏多數孤立少數的政治統戰策略太過於輕忽，甚至於無感，以致於在實質利益上台灣和民、國兩黨三輸，而民進黨更連宣傳和社會支持上都輸，屬於最輸的一個。
然而，在三通後，高雄港吞吐量反而逐年下降 [8]；以及ECFA簽署後台灣對中國出口增加減緩，不如對東亞和美國出口，種種現象都說明民進黨全球化優先於兩岸化是較佳選擇，也表示了民進黨在這象限劣勢的壓力己逐漸減輕。（兩岸經貿對策交鋒整理見圖8）
圖8：兩岸經貿對策（戰略交鋒ECFA清單、三通）
（四） 象限IV：分配公平
以立委選票來看，從1992到2008年，北部地區（北丶北丶基丶桃丶竹六縣市），除台北縣外，總體趨勢是綠營逐步下滑，而南部又正好相反。南北對比非常强烈（見圖9、10、11）。
圖9：1992至2012北部地區立委選舉民進黨得票率 
圖10：1992至2012中部地區立委選舉民進黨得票率
圖10：1992至2012中部地區立委選舉民進黨得票率
圖11：1992至2012南部地區立委選舉民進黨得票率
縱覧趨勢圖，可見1992年時綠營得票比率沒什麼南北的差異，都在約35%至45%之間，而綠得票最低的反而在南部的雲嘉兩農業縣，次低的是中部。南綠北藍的趨勢是2001之後才形成的。這時間正好兩岸先後加入WTO，一齊進一步全球化，同時兩岸經濟也進一步整合之際。全球化在世界各地都造成內部貧富差距拉大的效應，也因此使全球化的贏者圈愈來愈支持全球化，經貿自由化；而輸者圈內則形成了經濟民族主義的效應。兩岸也一樣，在台灣，輸贏的分布又大抵分據南北，因此對兩岸經貿政策的鬆緊上被認為有重大差異的藍綠便在得票上呈現了鮮明的南北對比。
另外，北部人口成長愈停滯甚至減少的地方往往就是藍的鐵票區，而北部因南部人口北遷而增加最快的地方，綠的支持度往往跟著顯著上升，這應因他們北遷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國民黨長期重北輕南的國家政策；二、台灣兩岸經濟整合，台灣製造業外移，中南部就業機會減少。這兩個理由既造成了南部民眾在2001年之後迅速綠化，也使他們必須離鄉背井的子弟帶著對國民黨的不滿而北上 [9]。因此，南綠北藍的現象與其說是「地域性」的不如說是「階級性」的[10]。
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是，國民黨2008年拿回政權後台灣人認同反而大幅上升，而陳水扁執政期間「努力」推動台灣人認同，被批評為「去中國化」，但台灣人認同從1999年的39.6%到他下台前夕2007才上升到43.7%，8年只有上升4.1%，是從1992至2012年最低的一段時間，而馬總統上台到2012年短短5年卻上升了10.0%到達53.7%（見圖12）。為什麼這樣？全球化滋生經濟民族主義應是一個重要原因。
圖12：台灣人／中國人認同趨勢分佈（1992至2012.6.）
事實上，從2001年遇到美國網路泡沫破裂和陳水扁積極開放政策後，台灣製造業台灣接單大陸出貨急速擴大（見圖13），台灣實質所得開始停滯（見圖14），已形成經濟民族主義的基礎，陳水扁的積極開放雖是重要原因 [11]；但藍仍全力批為陳水扁鎖國，所以經濟民族主義的對立面被多數民眾設定為藍營。
圖13：1999至2011年歷年台灣接單海外出貨比率
圖14：實質薪資倒退圖（來源：工作貧窮工作室） 
三、 結論
確保台灣主權、兩岸和諧、及兩岸經貿順暢丶經濟分配公平四項價值固然都是民之所欲，但前兩者間和後兩者間卻又既難以兼得又有連動關係，於是任何政黨涉及兩岸的政策訴求，命定在四項價值中顧此失彼，不可能四項兼顧；一方面我們清楚到四項價值，正好藍綠各有兩樣勝場，兩樣劣勢：綠勝於主權立場和多數弱勢者的支持；藍則優在兩岸和諧和兩岸經貿順暢；同時，由於四項價值都是民之所欲，因此藍綠任何一方認為自己既然擁有某項優勢便不顧一切衝刺到底，則會使兩難的價值過度失衡而反勝為敗。
最後，「民主自由」這個領域自2000年以後也是藍綠的在兩岸政策上的重要區隔，它既是民進黨長期追求，維護的價值，是面對中國最重要的戰略武器， 也 是爭取國際外交支持的重要依憑。台灣對民主的堅持和對主權的堅持一樣，都拉大了兩岸折衝的戰略縱深，但和兩岸經貿、生產分配並無直接的連動關係，所以這項討論應另外以民主，兩岸和諧，外交，主權確保四項價值形成另一個矩陣（見圖16）。
民主，外交，和諧，主權 四象限簡要說明如下：
A. 民主，和諧，主權三個象限藍綠優劣勢相當明顯；但外交則優劣勢相對模糊。國民黨的和諧和民進黨的民主各擅勝場。
B. 大體藍略勝於綠，但藍如不顧一切兩岸和諧掛帥，過度在主權上讓步，緊縮軍購或在如南海，釣魚台上和中國合作，則在外交上必轉為不利；相反的，綠如在主權上橫衝直撞固不利於外交，但穩健的堅守主權則反受肯定。
圖16：民主、兩岸和諧、外交、主權確保四項價值之象限分析
（系列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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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這主張在2000年《台灣問題白皮書》中已提到，現在賦予新的意義。
[2] 1996年軍事演習後，福建民間有相當不滿。汪道涵認為沿海省市因經濟利益考量，都不希望和臺灣打仗。他在內部會議中指出，如果要對臺動武，將會出現「北方要打，南方不打」的問題。
[3] 林濁水，＜胡錦濤十年與台灣＞，《美麗島電子報》，2013/3/22。
[4] 2011年胡的觀念更加成熟，正式以建構主義立場提出《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主張以「命運共同體」的新視角，尋求人類共同利益和共同價值的新內涵。到了中共黨的十八大，報告強調，人類只有一個地球，各國共處一個世界，要宣導「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
[5] 黨外時期鄭欽仁教授曾建議「台灣命運共同體」的提法以建立對抗大中國的認同建構。
[6] 2008年12月31日，胡錦濤在北京《告台灣同胞書》30周年 紀念 會中發表《攜手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同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講話。
[7] 但如要對應，提出相對於北京的華人怎樣想像自我的共同體，早在上個世紀中葉白魯恂（Lucian Pye）提出了一個非常犀利的觀點，他說「China是一個偽裝為民族國家（Nation）的一個文明（civilization）。」他這個犀利的觀點。建議朝野採用。
[8] 林濁水，〈高雄港中資入股碼頭有救嗎？〉，《美麗島電子報》，2013/1/7。
[9] 大安和中、永和長期都是有名的藍黨大票倉，而其人口，大安、永和20年來是減少的，其中大安減了3萬人，而中和雖增加，但20年來也只多了區區3萬人，增加8.4%，遠低於全台平均值的21.8%。三重、蘆洲則是民進黨去年在新北市唯二選上立委的地區，長期更是綠營大本營，但其人口都是增加的，其中，三重微幅增加，而蘆洲20年增了8萬人，增幅是143%，這期間，台北縣才增加23.8%。若從1981算起，蘆洲30年間從4.8萬增加到19.8萬，增加了312.5%,非常驚人，台北縣是戰後人口增幅最大地區，在同樣時間內也不過增加了135.6%而已，而全台更只增加39.7%。
[10] 再以台北市中正區為例，雖一向是藍營贏面，但民進黨主要得票區仍有轉移現象，2000年之前在以中產階級為主的東門里得票遠比以下階層為主的汀州路多，到了2000年之後得票高低完全倒了過來。
[11] 李登輝、林向愷均採同樣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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