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oss-Strait News 中國暨兩岸情勢日報/雙週報: 中共政權的政治邊界

木山

2015.10.23

從今年九月開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展開一連串國事訪問，從訪美、出席聯合國大會到這幾天的英國訪問。形勢上以大國崛起的角色，帶著經濟成功的卓越成果，積極加入國際社會，看似面子裡子雙贏。中國正迎來近代以來國際地位最顯著的時刻，彷彿真正在世界上站起來了。可是，如果回頭觀察中國內部的發展，國家社會的矛盾層出不窮，短期內也看不出當局能夠提出有效的解決之道，這些問題的累積將持續對中國的治理能力形成挑戰。

中國的國家社會關係發展

中國的公民社會發展在1980-90年代間受到重視，被用來解釋中國大陸國家與社會關係的新變化，也被視為是走向現代化道路的一個驅動力量。許多中國研究者一度把新興公民社會視為中國民主化的動力來源。因為改革開放的經濟成果，社會成立了許多自治組織。同時，符合現代標準的民主選舉也在最基層的農村被推行。

配合1990年代的社會發展，大量關於公民社會的西方書籍被翻成中文，統合主義、國家—社會關係理論被運用在中國社會力量的成長。但到了2000年以後，當局開始重建對於社會組織的管制。根據後來的相關研究，中國的社團均具備官民二元性，很難排除國家對社團活動的干預，不具備有獨立於國家干預之外的活動空間，其自主性就很難確立。在中共列寧式政黨本質未改變的體制下，有可能挑戰執政黨的自主型態與政治活躍團體是不被允許存在的。在實際案例上，中國的各種協會並不具備層級式組織，通常其管轄單位不只一個，這個情況也不符合統合主義的要素。總而言之，2010年左右，中國的公民社會乃是以去政治性和對體制的高度依賴為主要特徵，已經被有效地納入穩定治理的序列中。

習近平上任以來，為了防止內外勢力造成社會動盪，以推進國家安全為名，進一步加大管控力道。內容包括媒體與網路管制（如淨網行動）、限制高校教育內容（七不講）以及打壓民間維權（抓捕維權律師）等等。可是，在政治收緊的過程中，社會因改革開放而累積的能量持續擴張，有一些國家與社會之間界限開始模糊，撐開了一些政治權力的邊界空間。這些邊界有些是意料之外的，也有一些是當局本來就密切關注的。就筆者的觀察，這些「政治邊界」包括五個領域。以下分別簡述其內容與特徵。

當局關注的政治邊界

一、維權律師與記者：今年7月上旬開始，中共公安大規模地對維權律師、民間維權人士、上訪民眾以及他們的親屬展開行動。依據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的發佈，至少已有293名相關人員遭當局約談、傳喚、限制出境、軟禁、監視居住、刑事拘留或失蹤，遍及23個省分。筆者7月中下旬在中國進行調研時，還在中央4台的節目看過專題報導，稱此行動為「預防式維穩」，聲稱這些人士教導並策動維權，對社會安定造成威脅。此外，另一類行動中的社會菁英—記者—則是長期為當局的抓捕目標，今年引發關注的則是71歲的人權記者高瑜被判「洩露國家機密罪」。這些知識菁英多半是社會中堅，具有強大論述能力，也受到國際高度關注。中國當局對於他們的作為將會引來層出不窮的國際社會質疑。

二、網路管制與其反彈：網路邊界一直是中共當局與新興網民的熱烈交戰區，中國對於網路的嚴格控管與干預已經是舉世聞名，而網民們也不斷以「翻牆」、「隱喻」、「截圖」等方式希望擺脫管制。2年多前官方對於大V的狙擊讓微博熱潮不再，大多數網路使用者轉進微信。今年開始當局更變本加厲開始淨網行動，並以色情暴力為名查處多家漫畫網站。可是這些措施長期而言對於網路力量的崛起有其限度，新世代終將領導社會。同時，以美國為首的外國勢力也會嚐試用政治或經濟的方式打開中國網路管制，使其符合國際規範。

三、基督教民：第三個中共十分在意的社會領域在於宗教，江澤民時代就曾與當時的法輪功信徒發生重大的衝突，至今仍誓不兩立。隨著社會逐步的開放，新的宗教問題開始浮現，主要是政府與教徒之間的磨擦日漸激化。中共是無神論者，改革開放後雖能形式上容忍自由信仰，但卻希望宗教組織（教會）在其控制下。世俗干預上帝之域與宗教革命以來政教分離的教誨相違。當局一再將公權力伸入精神領域只能迫使人民被逼到信仰抉擇的邊緣，浙江強拆十字架事件引發基督徒大抗爭，未來的發展令人悲觀。

意料之外的政治邊界

除了上述三項是中共當局有所作為、積極介入管制的政治邊界外，另外有兩項是因為社會發展意外展開的空間，其一是來自社區的「大媽廣場舞」，其二則是因為「天津爆炸案」意外引發的中產階級焦慮。

四、大媽廣場舞：有到過中國旅遊的民眾應該都曾有被人數眾多的廣場大媽舞「震撼到」的經驗，筆者每次遇到都會覺得新鮮有趣。不過，這是對於遊客而言，如果居住的時期長一點，很有可能會被其噪音吵的受不了。這就是中國各地居民所遭遇到的問題，廣場附近的住戶要求當局管制廣場舞。今年9月，中國文化部、體育總局、民政部、住房城鄉建設部聯合印發《關於引導廣場舞活動健康開展的通知》，想要指導與規範廣場舞現象。此前不久，體育總局甚至創編了12套曲目，「建議」大媽們使用。

有趣的是，大媽們的力量也不容忽視，畢竟是每天都能熱烈交流的自願性團體。她們指出噪音問題是因為當局無法提供合適的場地，而對於曲目限制的規定則痛批：「跳啥也要管！」

不論是廣場附近的居民，或者是廣場上的大媽，都是生活中自然凝結的社區力量。為了各自的權利進行自願性的組織，向當局爭取相關的措施，無意間撐開了公民社會的空間，居民與大媽也都會在過程中學習協作，還有應對政府的方式，這個空間會如何發展應該是當局始料未及的。

五、天津爆炸案：今年8月發生在天津的爆炸案，也引發各界的關注，大多數媒體的觀察都集中爆炸案本身，以及此案突顯出的中國治理問題。如亞洲週刊就以「天津爆炸案炸出中國制度的黑洞」為標題，指出中國公共安全管理和權力監管充滿漏洞，根本不足以應付危機的發生。整個爆炸案後續處理過程中，外界所能看到的只是當局的封鎖消息，還有傷亡人員始終兜不攏的境況。

對本文而言，更為重要的是，爆炸案使得原本以為自己是體制既利益者的中產階級，一下子陷入財產盡失的恐懼。微信上的管制異常嚴格，筆者友人傳來的新聞報導「夢斷塘沽：爆炸後消逝的中產夢」，在微信上已「頁面不存在」。從其標題我們可以大致猜出事情的發展，一群具有相當工作能力的中產階級，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失去所有財產（原因很可能是因為政府管理不當），一夕之間，多數的高級社區住戶淪為訪民。在另外一些報導中描寫，「被爆炸摧毁的不僅僅是他們的家，還有建築其上的社會地位、尊嚴感、自我認同以及對這個國家僅存的信任。」當這種人禍繼續發生，對於現行制度的不安感將會在中產階級中發酵。

禍起蕭牆？五大政治邊界考驗治理能力

來自於社會菁英、網路、宗教、社區以及中產階級等領域的權利訴求，以及伴隨而來可能的組織性質，很難想像中共當局可以繼續使用高壓手段來進行圍堵。這樣做的執行成本將沒有上限，而其成效也會日益遞減。事實上，習近平的確也使用了一些不同的手段來轉移焦點，包括訴求新的意識型態（中國夢）、對內許諾政治改革（三中談話），對外操作大國崛起（國事訪問）。可是，這些終究只能延遲問題爆發的時間點。在中共治理能力還沒有到達極限之前，當局需要認真地謀求一項國家與社會在「政治邊界」中的相處之道。